作为《新京报》的“开国元勋”，在写社论或者编辑评论经历着来自强大的南都理念阻击和窒息时，经历过《新京报》创刊和定型中南都理念和北京理念巨大冲突的首当其中者，并且在这种冲突中为《新京报》评论定下基调（评论部主任孟波承认的），如果说评论是《新京报》的灵魂的话，那么对《新京报》整个报纸都有所贡献的话，我觉得《新京报》与南都之间，是脱胎换骨的，是另外一张仅仅保留了南都的冲劲和新闻敏感的报纸，南都人对《新京报》的贡献没有想象中的大，在我的痛苦经历中，我认为是非南都人，在光明日报知识分子氛围之下，决定了《新京报》的灵魂，深度和品位，南都人更像是新闻黑社会的古惑仔，充满了与北京和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小市民气息。
在进入媒体之前，我对南都印象不深，除了孙志刚案和发了两篇评论之外。而且我对新闻和时评都很看不起，认为是快餐，后来作饭碗的时评别人津津乐道的我认为是道德意淫。所以孟波来找我时候加入，让我心动的不是首席评论员的位置（后来被来自南都的领导否定了），而是胡温新政和来自社长老戴关于储安平的讲话，南都除了钱，确实没有什么感觉。以至于受南都的程益中创刊前来报社，孟波给我介绍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个农民，其貌不扬，我想起孙志刚案，还开玩笑对程益中说，也要办暂住证。
南都人当老总，真把我难受死了，我不时地去寻找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气质来为自己辩护，或者为在程益中身上寻找程益中有一段子爱上《新京报》，拒绝回南都体现出来的非南都气质来安慰自己。我在其中，看到光明人对程益中有一种特殊的，惺惺相惜的感觉。再后来程益中出事了，光明日报老总作为官僚，居然向中共中央打报告，反对广东方面，我越发觉得程益中与光明人之间的融洽，与南都人之间的裂痕。作为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儿，我认为程益中办南都不是理想，而《新京报》是他理想。所以程益中不是南都人，而是光明人。《新京报》的精神气质很大程度取决于程益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我在写社论和编辑评论中深深感觉到和契合的。
平心而论，南都人对新闻敏锐，有冲劲，尤其体现在第二任总编辑杨斌身上，但是偏于社会新闻，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南都人做的北京新闻还比不上京华时报，这是我后来在《法制晚报》做《早报快览》真切感受到了。而时政新闻确实非南都人所长，时政新闻的卖点在于深度，南都人对时政新闻几乎没有感觉，没有足够的观察和思想深度来把握时局的变化，《新京报》如今打下的江山，最主要是时政新闻，北京新闻是软肋，那么南都人对《新京报》是不是应该重估。在新京报，还有些知识分子气息的，还有评论部主任孟波和核心报道部主持人李列，而评论和核心报道是《新京报》的拳头，所以说作为一张知识分子气息的报纸，《新京报》与小市民的南都人关系甚远。当我到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家，朱厚泽说海外媒体评论说，《新京报》是新党报，而《了望东方周刊》是新党刊，新党报应该是光明人的知识分子氛围和从北京招来的非南都人来形成的。
北京理念的非南都人不仅仅遭受的是理念上，还有制度上的歧视，例如同样一个版面，非南都人得到的报酬要少多了。当非南都人为《新京报》定了型，此时程益中已经出局，南都人就开始摘桃子了，几乎各种非南都的骨干，在那段日子，都用委婉的手段弄出局了。中国传媒内参2004年 12月16日有一篇《京报一年》文章中说，北京新闻部一位时政记者则说，去年《新京报》大举招聘时，提出的口号是"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而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一年之后，去年投身《新京报》的各地精英，还在报社的已经攘瓤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