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正值中国加入WTO四周年。对这四年的成绩，中国政府的自我评价是：“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作用之大，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如果撇开中国为了这张“国际贸易成绩单”而过度透支各种资源造成的种种重大隐患，仅就当前的国际贸易地位而言，中国政府的自我肯定不算太离谱，因为这两者中国都居第三。但另一张当初人们期望殷切的“政治成绩单”，即“加入WTO将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却几乎完全落了空。
原因很清楚：中国政府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回顾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一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变化，几乎都是在内在的社会紧张与外在压力交互作用下发生的。而中国加入WTO四年，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加剧，但中国离民主化的距离却日行日远，完全缘于外在压力的日渐消失。
加入WTO以后，中国与国际资本发生了更广泛更密切的利益联系，这种联系对世界政治版图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初许多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在本国确实大都承诺，它们将担负起通过经济市场化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责任。而中国知识界人士则如此推论：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必将对中国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减少贪污腐败，从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但诸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改善中国的制度环境，反而迅速地认同了中国特色的各种游戏规则。近十年投资中国的外资公司，已经有一半左右撤出。这些出局者多半是与中国的制度环境水土不服；而留下者则多是认同了中国特色的腐败制度环境。
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外交技巧已经非当年毛时代的僵化状态可比，它成功地放弃了“意识形态认同”这一早就过时的“敌友划分标准”，利用经济利益作经纬线，为自己构筑了一条对抗自由民主的“防火带”。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府如果想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需要面对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
美国有人发明了一个新词“拥抱熊猫派”来形容这些“中国政府的朋友”，其主要中坚就是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商界人物与财界人物（包括学者）。这些人士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严重危害人权的事件视而不见，只愿意看见那些能够支持他们论点的“亮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已让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这场改革最终将会让北京对法规、人权和更高的政治透明度承担起义务，中国迟早会进入一个更加自由和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由于“拥抱熊猫派”在商界的力量，白宫行政当局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
而德国与法国的中国专家干脆直接告诫本国政府：要想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就不要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人权状态。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政府则声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愿意用一种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中国沟通人权问题，不能让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难堪。
基于上述原因，将中国说成“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比较符合“中国政府的朋友”的实际需要，“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就是这些利益集团不断制造出来的神话。
而中国政府藉助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同盟者的技巧也日益娴熟。被华盛顿称为“暴政前哨国”的国家，几乎都是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伙伴。例如苏丹政府支持达尔夫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动尽管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却因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苏丹达尔夫南部拥有最大的石油开采权，故而采取种种方式支持苏丹政府。而由中俄两国充当共同领导者的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成为中俄两国共同抵御“颜色革命”的国际政治平台，还是一个“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 （独联体的人权团体批评上海合作组织的用语）。
上述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预测中国政治前景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华夏电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