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沧桑。今天再说起19几几年，那已经是上个世纪了。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前，对先生只有耳闻，特别为他文章洋溢的热情和正气所感染。
我和我妻子能有幸和宾雁先生有直接的交往，那是从1981年之后，因为在这之前我心里就明白，再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也不会放过我。于是就预先告诉信彤，一旦我被捕，就立即想方设法让3个人知道，他们是刘宾雁先生、王若水先生和郭罗基先生。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些生发于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主之士，虽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比不上上述3位先生和其他的中共党内“务虚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得大，而且他们有我们所不具备的能对中共的高层产生一定影响的特殊作用。
当年郭罗基先生的《谁之罪？》，那是直指毛泽东，也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罪在毛泽东，罪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王若水先生当时掌握着《人民日报》和能影响中共核心决策的《人民日报》的《内参》。刘宾雁先生那时甩掉了“右派”的帽子，以《人妖之间》震撼了整个中国。我需要他们知道中国社会的变革发生了逆转，同时我需要他们的救护。果然，这3位先生尽了他们的全部的可能，10几年来不断地逆水行舟，救护着我们整个社会，同时救护着我、我的家庭和与我同样命运的政治受难者。
可是在共产党眼里，我是1个罪孽深重的人。以至于，共产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都对王若水先生说过：徐文立是“无可救药”，“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然而，若水、宾雁和郭罗基先生在救护我们整个社会的同时，却不断救护我。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3位先生为此却付出了高官厚禄，付出了共产党党籍。
1998年，我怕出国不得归国，贺信彤借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机会，要当面感谢和拜见宾雁先生，宾雁先生和朱洪大姐两位长辈却远道跑到火车站迎接我的妻女，一见面，就把她们母女紧紧地呵护在怀抱里；待我也来到美国拜会宾雁的时候，当他知道我喜欢的刘军宁主编的《自由主义的先声》被监狱扣留，宾雁先生竟然把他珍藏的这本书，挥笔写下“文立，这本书本应属于你”而相赠与我。我一生最怕看见的是人品和文品相背的人，然而宾雁先生却让我看到了人品和文品交相辉映的神采。记得今年2月，宾雁先生在他80寿辰上，指着他自己的塑像说，“这座塑像应该属于胡风，应该属于邓拓，或者属于遇罗克、王申酉，反正不是我！”宾雁先生是何等地尊重别人，何等地爱别人，因为他卑谦。
宾雁先生生前说过，他的儿子刘大洪也说过，宾雁先生出身贫寒，他永远不忘记中国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所以他知道感恩，所以他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为中国百姓说话，所以他才成为了“中国良心”。
宾雁生前又说过，他生活在1个自由主义气息浓郁的家庭，他最后以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身离开了我们。
做1个无党无派、懂得感恩和卑谦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