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香港逾十万人游行争民主的背后

在十二月三日台湾三合一选举后的第二天，香港出现争取普选时间表的逾十万人大游行。在新特首曾荫权上台获高民望支持，而民主派民望插水式下跌后，特首估错形势，随即推出牛步的政改方案，以为这样就可以为北京阻止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立下一功。哪里想到香港市民大事并不糊涂，而且运用策略得当，超乎意料的举办了一次成功的游行。

游行前有三个反面示范激怒香港人：一个是大资本家胡应湘说游行争取民主是“暴民政治”；一个是“赌王”何鸿□开出盘口说游行人数不会达到五万；一个是特首曾荫权破天荒上电视演说，恐吓市民若反对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就使民主原地踏步。而中国出现的禽流感、煤矿爆炸、食水污染、假冒伪劣商品的盛行等等，都使香港人担心“中国的今天是香港人的明天”，所以他们必须走出来保护与争取香港的主流价值。

政改保守激怒香港市民

而政改方案太保守更激怒香港市民，而泛民主派注入了新的动力进一步鼓励民众的情绪。这次政改方案的保守情况举一个例就可以说明了。台湾一九九六年就可以直选总统，但是香港选举特首，从二○○二年的八百人选民（民主派只有五、六十个），扩大到二○○七年的一千六百人。香港现在登记的选民三百四十多万，假设香港人口与选民数字没有任何增长，按照一届五年而以等比级数计算，需要六十年才可以实现普选；若以每届增加八百人的等差级数计算，香港就需要两万一千二百五十年后才能实现普选！这样子的“循序渐进”怎能为高经济发展和法制健全的香港市民所接受？
这次的成功，是柔性诉求的成功。十一月底，在几家报章出现由一位七十八岁老翁刊登的通版广告：“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这种悲情，感动了善良的香港人。这个名句，迫使喜欢骂人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极左人士、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不得不回应说他也希望此生见到普选；曾荫权也在民众游行前保证他可以看到普选的一天。然而，时间表呢？怎样走的路线呢？都没有。
陈方安生上街民众疯狂
中共在一九四五年就喊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六十年后，中国还是一党专政；“改革开放”后的民主选举，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连不是政权机构的村民选举都还没有搞好，乡镇以上政权机构的民主选举连影子都没见；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人怎会相信中共的承诺？
北京为了压制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对泛民主派极尽拉拢分化之能事，以便政改方案能在立法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泛民怎么回应呢？在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与二○○三年五十万人大游行中崛起的几位大律师，本来以“四十五条关注组”名义活动，北京对他们也很礼遇，不断与他们沟通，请他们到北京，没有没收他们的回乡证；但是他们也没有因为被统战而投共，他们在十月初出版了一个月一期的“机关报”；然后在游行前夕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三月组党，成员除了一批大律师外，还有其他民众熟悉的学者与专业人士，这个宣布无疑鼓励了士气。当然，某些亲共媒体也乘机挑拨老民主派与他们的关系。
更震撼的是游行前一天，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宣布将会参加游行，已经退休的同僚也会参加。陈太的民望比曾荫权还高，因为触怒北京与董建华而被“炒鱿”，曾被美国“新闻周刊”誉为“香港良心”。这个破天荒举动自然也成了游行的新动力，那天上街她成了民众追逐签名的明星。
北京指忽然民主打压陈太曾荫权是陈太接班人，当年还是“姐弟情”，所以她的上街谁都感到意外。中共的特务与联络员纷纷打探已经退休的陈太为何突然高调游行，她说未来“见步行步”是什么意思？那些亲共文人更是迫不及待把她划入“国际敌对势力”挖苦、谩？。而泛民主派中人有的没有考虑清楚也指责她“忽然民主”、“收割”等等。中共以“忽然爱国”来分化香港社会，如果有人“忽然民主”，而以往没有什么劣绩，甚至为保护香港基本价值而被北京打压，香港民主派为何不能接受他们呢？民主派主要是体制外人士，现在有以陈太为代表的前体制内人士，不但壮大泛民主派的声势，还可以弥补泛民主派不懂经济、不懂治理的空白，应该倒履欢迎才是；他们之间可以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不必立刻泼冷水。胸襟不宽与缺乏远见，始终是香港民主派的弱点。
游行第二天，陈太飞到英国开会，给各方人士留下许多想像的空间。而最重要的，
她准备做什么？没有人清楚，北京就不知道该如何出招对付。而未来香港政局也将因此出现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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