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游览北京的老照片，知道舅舅家的那部相机就是德国名牌莱卡，父亲也曾经多次跟我们聊过欧洲的机械文明，诸如德国的西门子电器啦，卡尔蔡斯光学镜头啦什么的。从串连熄火到武斗爆发，我的毛笔字也写累了。甘当逍遥派无所事事的我，有一天，从楼上无锡红色资本荣家，借来了一部久闻其名的莱卡相机。
人生第一次玩相机，就搞德国货，心情甭提有多激动。兴冲冲地，拿着莱卡到处卡擦，近40张片子一会儿就卡擦完了。万万没想到，第一卷胶片冲洗出来一看，拍出来的不是模模糊糊，就是黑白分明。那时还没有发明傻瓜相机，光有名牌货不行，凡事都要有点技术。从此，我开始研读有关书籍，打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有空，我也跟孩子们海聊，常谈我小时候的故事。那年头我的零用钱大致有了两个去处，一个就是搞了无线电。从少年无线电玩到收听敌台，直到把左联的孩子听成了老反革命，那可是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大势。纵然在红色暴政之下，杀人掩耳封喉无所不用其极，如今看起来，作用毕竟也是很有限的。当然，这又是题外的话。
言归正传，我的零用钱的另一个去处，就是花在摄影上。六十年代神州，胶卷相纸药品所费不菲，粗略算一下，一卷135拍下来，到自己动手印成照片，成本大概要花10块钱。当时，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40来块钱一个月。所以难怪，老谋子当年玩一部上海120海鸥，就差点闹得他倾家荡产。
莱卡拍的是35毫米的小片子，照片不放大，根本无法欣赏。大姐夫曹老师搞文革宣传队，手头有部幻灯机。幻灯机和照片放大机的原理相同，但是，放大照片质量的关键仍然是镜头。普通幻灯机放出来的照片效果虽然不很理想，却也有一种朦胧派的格调。以后，我找到一块医疗器械用的镜头，效果立刻有了很大的改观。
隔壁邻居张超是单位造反派的头头，他看我照片拍得好，就把机关的一部罗莱双镜头照相机让我保管。我把相机后背打开，开启镜头，调节光圈，这样一来，我的放大机镜头也是世界一流品，放出来的照片果然楚楚动人。
从那以后，摄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下放当民办教师的日子里，很多的时间都被借调到县里，给教育革命展览会拍照片放照片；大学毕业到贸易公司依然从事广告摄影。多少年之后，我又进了东京池袋附近的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研修。在东京几家出版杂志摄影棚辗转近三年，对国际专业摄影有了更高层次的理性和感性认识。
90年代初，定居加拿大，我曾经有过一套暗室计划，因为居未安，业也不怎么乐，一直没能实现。这些年以来，虽然和大多数专业移民人士一样，我一直用非所学，但是，在一个生活素质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里，我依然能够享受到摄影艺术带来的无穷乐趣。
加拿大的孩子真幸福，我的那套专业水准的尼康器材也大材小用，专门为我的两个孩子快乐的童年，采集了多少如花似锦的镜头。如今，回首再看看这些照片，暗自寻思，这一切，我和我的专业器材们，难道不也是为社会为人类作了奉献吗。
时代进入新世纪，数码相机和打印机的高速发展和普及，更使得我这样一个摄影老枪杆子如鱼得水。如今，爱好摄影的人们，你们有福了！一千块钱上下，按照加拿大最低工资每小时差不多8块钱算，不用一个月的工资，您就可以当一个职业的摄影家了！
时代如此巨变，当然，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你看看，索尼相机用上了卡尔蔡斯的镜头，而德国莱卡的镜头就和日本的松下电器配了套，目前，这些品牌产品几乎占领了全世界的数码相机市场。
看着这些占领了世界领先行业的产品，我想，我们大中华的产品难道就永远仅仅局限在地摊上么，难道我们只能用婴儿汤去讨好和毒化台湾人，难道我们只能用有毒奶粉来迷糊和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么。
或者，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用两弹一星和神五神六来糊弄我们的愚民么。或者，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用机枪坦克来镇压我们的子民么。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用成百上千的导弹氢弹来讹诈我们的四邻和整个的世界么。
这就是处在时代巨变的当口，我，一个老摄影师，和一个网络写作新手心头，难以抹去的，深深的悲哀。
公元2005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