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罪恶之源？
随着“九评”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共产党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灾难，究其祸根，无不与中共有关。可以说，中共才是中国社会的罪恶之源。
中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该这样解释：即以维护权力为中心，坚持暴力的强化（恐惧），坚持谎言的深化（挖心）。为了权力，共产党什么都干，也什么都干得出来。这就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先进代表”。共产党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领域到经济、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和监控权，同时占有着一切重要的社会资源和人才资源，对其不占有的社会资源也拥有着至高无上的“任意剥夺权”（当然，共产党总有借口）。中共权力当局面对诸如官商勾结、腐败、欺诈风盛行、犯罪率上升、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文化教育的堕落、人情冷漠等等社会问题，或鼓励或放纵或参与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共产党为何甘当“恶之首”？
共产党早在其产生之初就在国际社会中声名狼藉，甚至到了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这一点中共比谁都清楚。他们在危机中为了所谓的生存，不断的变换手法，对内以赤裸裸的谎言，对外以赤裸裸的利益诱发人之贪、恶的本性，以换取对其政权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挨骂”的被动处境。既如此，共产党为什么不顺应民意，开放言论，推行民主，与国际真正“接轨”呢？为什么非要将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有这样几个原因：
1.崇尚权力和暴力的本性使然。暴力革命是马列主义的“根本之邪”，共产党最初“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地。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九评》之二）
2.一党专政是共产党维护暴力的重要机制。“一党专政”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一种政治制度。专制不等于独裁，中国两千年来虽然实行的都是专制制度，但同时有一个包括“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在内的完整的伦理价值体系，对个人独裁和滥用权力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是共产党推翻了这一切，以其罪恶的无神论统一思想，实行一党专政，集团独裁。对权力的无限崇拜和眷恋使共产党一刻也离不开“暴力”。其实“一党独裁”的说法都是对共产党这个政治体制的美化。共产党讲“核心”论，讲“高度统一”。所以毛泽东不死，“四人帮”就一直逍遥法外；邓小平不死，就别想“自由化”；江泽民不死，就别想为“六四”、法轮功翻案。就是这样一个铁打的体制。
3.不断累积的罪恶使共产党骑虎难下。共产党在历史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诸如破坏北伐、西安政变、整风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四清、大饥荒、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了确保共产党集团能够继续听命于党“核心”的摆布，保持内部的稳定，就给其以利益诱惑。“江泽民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自私本性，以腐败治国，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掠夺国家资源的利益集团。维护集团利益成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最佳途径……”（《江泽民其人》第廿三章）。有俗话说：中共处级以上的干部站一排，全部杀掉可能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这个利益集团贪的越多，缺德事干的越多，越不肯放松手中的权力。因为他们已被共产党牢牢的系住脖颈，一旦中共失去权力，这些中共党徒就面临着被彻底清算的命运。
4.共产邪教是中共暴政的思想基础。中共一向无法无天，连中共魁首毛泽东也这样说。不仅不信神、不敬神，而且干尽人神共愤之事。中共作恶曾多次遭到天报，黄河断流，大地震、高温、洪水、蝗灾、SARS、沙尘暴、禽流感、六月飞雪等等，无一不是对其的严正遣告，可是早已沦为宇宙垃圾的中共从未有半点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依旧我行我素。可以看出，这“无神论”的马列邪教的确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目前其恶果还远未彻底显露。
三、中国人是怎样堕落的？
下面谈谈中共是怎样作恶、纵恶，败坏中国社会道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为了权力而做。共产党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历次政治运动、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暴力截访、定期严打无不如此。打击起来是毫不留情，决不手软。并且还无耻的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为了改革开放，为了稳定。这是中共感觉到权力受到威胁时才这样做的。“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在人们不由自主的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九评》之七）。那么共产党一杀人就会牵扯到利用杀人者（公检法、中央文革、610及一切可能利用的群众组织）和帮腔者（媒体）。这个犯罪链条上的一切参与者都是社会伦理的破坏者，理应受到惩罚。
2.间接为了权力。遇到危机立刻出手打击是暴力成性的共产党的必然反应。而在危机过去后，就抓紧犒劳打手，纵容腐败是最有效的办法。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共的腐败在1989年前还只是“浅尝”。“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政治改革直接触及着当权者的利益，在决定要民主还是要腐败的问题上共产党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腐败，也就是在先亡党还是先亡国问题上选择了先亡国，后亡党。特别在江泽民主政后更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军方到政府，从官方到民间，有资源的地方就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中共不但在国内腐败，而且还输出到国外，中共大把的花钱收买亚非不发达国家，以换取在联合国人权大会等中共头疼的地方获得昧良心的支持，近年甚至将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拉下水，成为中共恐怖势力在国外的帮凶，腐蚀着民主自由的普世价 值。
3.共产党的示范效应。由于前面所述两种情况，使法律沦为权力的工具，法律丧失了其基本的公信力。人们面对问题的思维逻辑更接近于黑社会的模式，即：谁是老大听谁的，老大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只要不反对老大就什么都可以干！例如官场上的推诿扯皮到了医院表现为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国家主席包歌星当二奶，大学教授就敢于私下搞性交易；假学历、假文凭也是政府官员先兴起来的；政府的带头公款大吃大喝，公款嫖娼，那下面也一招一式的全学会了，而且还有创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不同的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性。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只要不出现政治问题，一般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惩戒。法律只是平衡政治势力的手段，比如整掉江系的一个程维高，对应的，胡系要拿下一个田凤山。对这第三种人虽有时因为法不责众，得以逃避制裁，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他们随时可能成为“维护法律尊 严”的牺牲品和调和利益矛盾的替罪羊。
举个例子，在中国，尤其在城市里，自行车（尤其是新车）被盗，几乎成了每个人必有的一段生活经历。丢过2～3辆车的是常事，丢5、6辆也不新鲜。在生活中哪怕有半点疏忽，自己的“爱车”就会不翼而飞。这说明，在这个号称“自行车王国”的国度里，盗窃自行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确实如此，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二手车”市场上，公开出售的自行车品种繁多、证照齐全且价格很低。一辆九成新的旧车如果买新的还要300多元，而在这里，100多元就可成交。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可提出疑问：他们哪里搞到这么多型号繁多、品质优良的“二手”自行车（货源）？其价格为何如此之低？应该说，这是一个发育的非常良好的市场：货源充足、进价低廉、品质保证、售价“合理”、买卖双方皆大欢喜。还可以看出：供产销“一条龙”，有组织“货源”的，有提供证照的，有负责销售的，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公开的、“合法的”交易市场。既然警方没说这是一个销赃的场所，市场管理部门也乐不得多一个收费的机会。应该说，这个“产业”应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了吧？中共的GDP统计中绝对有它的份额，可它却是不道德的。
再看看买方。买车人在走进二手车市之前，往往都经历了一个买新车→被盗→再买新车＋好锁→再被盗→再买→再被盗的恶性循环，假如“买新车”是变相扶贫和培植二手车市场以致最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话，那么“配好锁”只是增加了社会成本，并没有产生效用（锁被小偷破坏，成了废铁）。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关注的并不在此。关键是，丢车人经过屡次丢车，肯定产生出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哀叹、咒骂是难免的。然后甚至可能想：我也偷！当然这样的也是少数。更多的是，他们也走向了二手车市场。因为旧车不容易丢，至少丢了也不那么心疼。曾经的受害者现在转为“买赃者”，成为那个“不道德”二手市场的推动者。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在一个病态的社会环境中人“堕落”的过程。小偷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作（不是袒护小偷，中国的失业率确实很高）而去偷，确实可恨。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市场管理、公安部门）默许或不作为是分不开的。（政府不仅默许，而且变相的参与分赃）。丢车人很被动，本意并不想参与分赃，但经不起总丢，虽然对那个二手市场是怎么回事也心知肚明，但权衡利弊后也不得已而为之。可见，在一个恶劣的道德环境下，在群体不道德的情况下，任何人想“洁身自好”何其之难！
类似于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据说有中专学生毕业前被老师领到夜总会“实习”，正直的警察被上司和黑社会胁迫滥抓好人，良家少女被逼良为娼，官场上这类事更是屡见不鲜，因为“小官不贪，大官白干；大官不贪，小官难办。”所以就“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腐，无官不贪。”并且还贪得“有理”－－“只遭人妒，不遭人谴；只遭人羡，不遭人嫌。”。（讽喻诗：《贪字经》，看中国，2005年06月25日）这些无不反映出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已糟糕到什么地步了。
当欺诈、腐败、淫乱、屠杀已成为一个民族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么这个民族就已到了毁灭的边缘。历史早已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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