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今年9月８日在北京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历史上人类发展方面最快的进步，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名列第85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而且是以牺牲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代价的。
天堂的一角－－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
10月18日至21日，世界顶级私人物品展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汇集了全球最奢侈、最昂贵的展品，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贵的跑车、豪华游艇、高档家具、顶级家电、名牌时装、钻石手表、高尔夫球会等等。展览的火爆程度令人惊叹，3天该展会接待了逾7000位富豪，成交额达2亿。按照惯例，这个展览每年四、五月间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办。今天，这个有着 “世界之最”称号的全球奢侈品展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富豪。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为什么展览在上海举办？《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博派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盛磊。盛磊说：“2004年8月我们在奢侈品制造商中间作了一项调查，在香港、迪拜、莫斯科、上海这几个城市中间，上海赢得了最高票。所以我们选中上海，也可以说是上海吸引了最多奢侈品制造商们的目光”。据悉，7000 位富豪九成以上来自中国内地，一成左右来自港澳台地区。这些富豪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外资银行的高端客户，二是顶级跑车的车主，三是各地高尔夫球会的会员，四是私人俱乐部的会员。据主办方透露，至少邀请了200多位非常有购买力的买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内地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和珠宝商，在深圳、太原、无锡等城市，富豪们甚至还组团前来购买顶级奢侈品。大部分前来参观展会的中国富豪都出手阔绰，光是名车的成交额就达5000至6000万元，其中标价最贵的是120万美元的 Saleen跑车，很快就觅得了买主。一位内地富豪买下售价1200 万元的整套红木家具，他刚刚购买了上海的顶级豪宅－－－檀宫，正愁买不到相匹配的家具。据介绍，前来购买的富豪目标性很强，不少人看好了“猎物”，就立即拍板，整个购买流程不超过一小时。很多买家说计划1000万元左右的物品，售价多在预算内。此情此景，令不少外国参展商不由自主地慨叹：“没想到中国富豪那么慷慨！”
根据高盛2005年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2004年中国顶级时尚品牌的消费额已占到全球的12％，2005年会更上一层楼。目前，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已经达到了23.6万。“中国一个强大的财富阶层的崛起，是尊荣的生活方式得以风行的最坚实的基础”，央视国际如是说。世界著名奢侈品生产商 Prada集团首席执行官兼主席Patrizio Bertelli先生预计，中国消费者在顶级消费品上的花费至2010年会高达 5000亿元人民币。而另一家著名奢侈品生产商认为，中国的顶级消费品市场发展，会在5到10年内赶超日本。预计，明年10月的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规模将扩大一倍左右，展会面积扩大至一万平方米。
一日三餐的“天问”
在逛了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19岁女孩的声音。这个女孩说，她长到这么大，还没有吃过肉。还有贫困地区的孩子惊问“一天为什么要吃三顿饭？”因为他们自小就是一天只吃一两顿饭的，所以发出了这个“一日三餐”的“天问”。 10月19日发表的《中国的民主建设白皮书》宣称，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这样的统计是十分不科学的。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日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他说中国在减免贫困方面有一些成绩，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中国现在哪些人最穷最苦呢？ 首先是农民。农民分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在家耕种的农民，第二部分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第三部分是到工矿企业做工的农民工，主要是矿工。
在家务农的农民以种地为主，但国家对农业投入太少，加上耕地缩减，土壤退化，虽终年辛苦劳作，最多只能养家糊口。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所谓种粮大户和专业户现身说法，但这只是宣传。实际上，种粮大户要投入很多，而且非常辛苦，一年下来如果能赚两三万元，那是相当不错了，如果遇上天灾人祸，那就要赔本了。1993年我因从事民运被开除公职，看到报纸上有很多“特种经济作物 ”的广告，于是就回老家和我哥哥一起种“咖啡豆”，想当个专业户，结果报上的广告全是虚假的，兄弟俩白辛苦了一年，还赔了一万多元。后来我从广播里听到，浙江省有 20多个县好几百户农民跟我一样上当受骗，于是我就联络了 108户农民跟报社打了8年官司，但法院袒护报社，判我们败诉。我们告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并给江泽民上了12次书，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跟我一起打官司的农民中，有好多是专业户，有的还上过电视，但他们日子都不好过，后来还是放弃了当专业户，到外地打工去了。我所经历的是浙江，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尚且如此，象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盐碱地地区的农民可想而知了。有个官方资料对农民的收入有这样的统计：高收入区上海，平均年收入水平为5409.11 元；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天津和福建6个省市，平均收入水平为3633.61元；中等收入区包括山东、辽宁、河北、吉林、湖北、黑龙江、江西、湖南、海南、广西、内蒙古、河南和安徽13个省，平均收入水平为2183.08元；低收入区包括四川、山西、宁夏、重庆、新疆、青海、陕西、云南、贵州、甘肃和西藏11个省市，平均收入水平为 1542.73元。这个统计大概包括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单靠种地，是没有的。我哥哥一家三口人，靠种地为生，间或打些零工，年收入最多不会超过5000元。按照上述数字算，他家一年应该差不多有11000元收入，但他家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水平，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
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可是打工挣的钱一年不过七八千左右，减去日常生活用度外，所剩无几。民工打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病住院、各种事故、车票涨价、政府乱收费，都极大的影响了农民的收入。一个健壮的农民，由于工作处于超负荷状态，身体早早的垮了下来，到了四十岁后大部分就无法再出来打工了，回家以后依然穷困潦倒。农民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打工，遭遇可能要好一点，如果到中、小城市打工，就很可能遇到“集中营”。新华网论坛有条资讯，讲述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一群农民，在辽宁盘锦市遭遇“集中营”的悲惨生活。几十里荒无人烟的芦苇滩，30多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每天割十几个小时的芦苇， 9个多月从来没有吃过一顿肉，动辄挨打，答应每月700元钱，实际分文不付。工头折磨工人，冬天叫他脱光衣服，将一桶凉水浇在在他身上，让他在寒风然后拿竹片子抽打，让他在地上打滚取暖。
矿工是中国最苦的一个阶层。除国有煤矿外，大部分矿工都是农民工，在矿难中惨死的大多也是农民工。中国矿难创“世界之最”，据政府的数据，每生产100吨煤炭的死亡人数，中国是美国的100倍。中国生产世界煤炭的30%，但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却占到70%。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都超过一万人。去年是6027人，是最少的一年。除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外，长时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使矿工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目前中国煤矿统计的尘肺病患者为60万人，据估计中国煤矿每年新增尘肺病患者超过7万人，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8岁。为了生存，大量的农民到煤矿卖命，矿井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阎罗殿，是地狱，但他们又离不开。广东当局在矿难事故的压力下，炸封证照不全的煤矿，引发包括矿工在内的当地股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并导致流血事件。矿工本来是受害者，为什么也反对炸矿呢？一位矿工说：“我们就是靠煤矿吃饭的，没有煤矿，就等于死路一条。”明知是地狱，也只有在这里呆着，这就是今日矿工的生存状况。
城市失业者的窘境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里有待业人员，没有失业人员。90年代，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进入新世纪后，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成为失业者。随着所谓的转制，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失业者大军的队伍也膨胀起来。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因为官方有官方的说法，民间有民间的说法，而且差距甚大。中国政府每年都要发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的白皮书，去年和今年发表的白皮书都只提到了每年解决了多少人就业，而没有提到多少人失业。7月20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95万人；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4万人，登记失业率4.2%，与去年底持平。按照这个说法，中国目前失业的人数只有239万，这显然是不可信的，恐怕东北一个省的失业人数就要超过这个数字。有两个半官方半民间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的。其一是《财经》杂志2002年9月13日采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管就业与培训工作的副部长张小建后发表的《失业之忧》的报道。该报道说，到当年 6月底，中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已经达到2611万人。其二是今年5月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作的联合调查报告---《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本次调查显示，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的统计为4.2%），即29岁以下青年11人中有1人失业，且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72%。中国有多少15岁至29 岁的青年，失业者有多少，按比例算一下，结果就不难知道。《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政府每年帮助很多城镇失业人员解决就业，如2003年有859万人，2004年有980 万人。但我所了解到的事实并非如。如杭州朩材厂工人王富华，2000年1月下岗至今没有工作。他有兄妹五人，全部失业。曾经和我一起在翠苑夜市摆摊的潘爱兰，今年66岁，一直来靠摆小摊为生，儿子今年38岁，长期失业，因穷娶不起亲，和父母住在一起。女儿、女婿双失业，女儿也经常来住。本来一家人靠潘爱兰的小摊和老伴的微薄退休金为生，但6月份杭州市政府强行拆除了翠苑夜市，一家人只能靠那点退休金为生了。我本人也是这样。1993年被开除公职后，12年来从来没有哪级政府来帮我解决就业。
寒风凛冽中躺在地上的流浪者
在城市中，最不幸的要数流浪乞讨者了。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站，代之以“救助站”，但换汤不换药。不同的是，救助站还被用来遣送上访人员，如我的一个老乡金小法就被送过救助站。为了不让流浪乞讨者进入城里，一些地方派人在城市入口处设障阻拦，还在电视上宣传说这些人如何地好吃赖做，叫市民不要同情他们。不排除有极少年轻力壮的人用这种逃避劳动的方式来混日子，但绝大部人是出于无奈，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翠苑夜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乞讨。他们有的坐在地上，面前摆个破碗，一声不吭，任给不给。有的拿着破碗挨摊讨，这样虽然能讨得多一点，但经常要挨骂。一个晚上能讨到5元是最好的，有的可能一元也讨不到。这样的“不劳动”，比劳动更辛苦。让我感触最深的是2004年元旦，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躺在一家叫“红蜻蜓”的鞋店门口，身边放着一只破碗，无声乞讨。这个老人至少有75岁以上，已经够让人同情了，但她还要躺在地上，冻得瑟瑟发抖，目的是叫人更加同情她。有个好心人给她10元钱，扶她起来，叫她好回去了。但那个人走后，她又躺下去了---一个耄耋老人，竟然用这种摧残自己的方式来挣几个活命钱，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当天晚上，我给杭州的《都市快报》写了封信，要他们转告市政府，帮帮这位老人。三天后，这位老妇人不见了，不知是被杭州市政府接走了呢，还是被遣送到“救助站”了，我不得而知。
当年梁漱冥曾对毛泽东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其实，梁漱冥这话只有一半对，因为在九天之上的不是工人，而是以“工人阶级”名义窃取神器，喝着人血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所以我说，富人在天堂之上，穷人在地狱之下。我说的富人，当然包括每年拿着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灰色收入”，还要贪污受贿的共产党官僚集团；我说的穷人，当然也包括曾经被共产党强奸过的工人阶级。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 12月号 www.tr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