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里有穿正装的男人；穿校服的孩子；一名建筑工人；一位医生；旅馆职员和摇滚乐手；遛狗的中年男子；民工；养鸟者；戴着贝雷帽的男子和刚买了风筝的女人。
看客的七嘴八舌
“也许是家里出事了吧，要么是工作不顺心，也可能是因为什么私事”，旅馆职员韩青蓝（音译）如此推测。说话的时候她双臂抱在胸前，自行车车筐里的面条已经干得没汤了。“她可能自己解决不了，只好走上这条绝路。”
那个下午，南纬路２７号顶层的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了。每个人都像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社会－－曾经宣称铲平了阶级，但在奔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路上，高低贵贱的等级逐步显现。
看客们就像讨论家长里短一样不请自来，七嘴八舌。两个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的男孩跨上了自行车。“要是她有滑翔设备”，那个戴着波士顿红袜队帽子的男孩对伙伴说，“她就能一路滑下来，毫发无损。”
“她可能筋疲力尽又肚子空空，没有别的法子了”，一位穿着红色运动衫的中年男人说，“人怎能没有恻隐之心？要是没有类似的经历，你才不会理解那有多么痛苦呢。”他补充说道，“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有人要从这座楼的天台上往下跳了。”
在那女人纵身一跃之前，韩青蓝最后向上瞧了一眼。“这种人还得接受教育”，她说，“知识分子才不会做这种事呢。”
难以接通的热线电话
如果人群安静得不起一丝波澜，那只能说明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常见了。随着更多的年轻人在飞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中落入深渊，自杀已成为中国１５～３４岁人群的头号死因。中国的自杀案件太多了，全国惟一的自杀干预热线已越来越难以应付。
“热线电话的接通率是１０％至１５％，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得打８～１０次电话才能接通，对此我感到很悲哀”，菲利普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说。他是一名加拿大的研究员，１９８５年来到中国，现在主持北京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他想在全国再开设９个这样的机构。
打往中心的电话反映了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破产、感情出轨、大学里的竞争、医疗费、每况愈下的国企，这些都让人绝望。
在这个下午，对面的人行道上开始传出消息，要自杀的妇女是因为拆迁问题才如此愤愤不平。拆迁在这座喜欢推倒重来的城市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没人知道更多消息。有些人说她是个一贫如洗的民工。还有人认为，只有那种失去了一切的中产阶级才会被逼上绝路。
不少她一个？
两辆消防车被叫来了，消防员们拉起了一张巨大的橡胶气垫，气垫中间是个橙色的正方形，活像一只公牛的眼睛。那个妇女不时地用手势，与爬到屋顶附近的两名谈判人员交流。
一些人认为，这个妇女站到楼顶的动机，只是很自私地想获得关注和援助。
但中国是一个推崇自立的国家。隔壁的保安马超（音译）穿着黑西装，戴着领带。他说：“她扰乱了社会秩序，应该向警察和那些救援工作者付钱。我觉得她不会跳下来。这一点都不值得。我听说她有博士后学位呢。”
一个穿着斜纹棉衬衫的男人骑车路过，向上瞧了一眼，嘟囔说：“她就应该跳下来。中国都有这么多人了，不少她一个。”
第二天早晨，在播报体育新闻和城市新闻的当中，穿插着这样一条北京新闻“贾苏黎（音译）女士在昨晚大约６：２０，终于同意走下疾病控制中心的屋顶了。”
报纸说，她是白菊洗衣机厂的员工。她本想在职工宿舍的几间屋子被强制推倒后获得４８０００美元的补偿，但是，希望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