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已十六年。就连二零零一年北京隆重推出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文献电视片里，也没有胡耀邦的一个镜头。仿佛在中国现代化极为关键的改革开放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贡献卓著、在位整整六年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是，中南海不久前却宣布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同时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亲自发表讲话，为这位曾背负党内左派强加给他“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引发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罪名的中共前总书记，恢复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的名誉。
但这次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与以往对中共元老的例行纪念不同，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彭真、邓小平和陈云，都是百年诞辰纪念，唯独胡耀邦是九十诞辰纪念。亚洲周刊获悉，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就纪念活动进行讨论，当时黄菊、李长春、罗干提出了“纪念胡耀邦，六四怎么办？”温家宝提出“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你们先不要说六四，先说说你们个人对胡耀邦同志的意见。”黄菊等人先后表示：“我们和胡耀邦同志没什么接触，没什么意见。”胡锦涛说：“既然没意见，那就应该搞。”针对温家宝提出的“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胡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十六年，赵紫阳刚去世，可放一放，以后再说。”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后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纪念胡耀邦。
中南海纪念胡耀邦的决定今年初就已见端倪。今年春节，胡锦涛一大早跨过中南海直通胡耀邦家的边门，向胡夫人李昭拜年，表示今年是耀邦九十诞辰，“中央会有考虑”。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也约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到家中谈话，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非常重视你父亲与李锐的谈话。”那次谈话，已被视为胡耀邦的“政治遗言”，涉及胡耀邦对中共民主化的重要看法。
八十年代初，大胡（胡耀邦）认识小胡（胡锦涛），一见如故，十分赏识，并及时提拔他由地方进入中央。小胡对大胡也一向怀有知遇之恩。铭记胡耀邦倡导民主历史的中国民众，也期盼胡锦涛继承其导师及恩师的遗志。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二胡”能否最终奏出扣人心弦的民主改革的乐章？而民主本来就是中共追寻的理想，更是对人民的承诺。
一九八零年，胡锦涛被甘肃省前省长李登瀛由省建委副处长破格提拔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后，受到胡耀邦的提拔重用。大胡和小胡相遇的“关键人物”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一九八一年九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时，结识了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胡德平，两个同学因志趣相投，成为知心朋友。一天晚上，胡德平带着同学胡锦涛来到了家里，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谈话就相当融洽。以后，胡锦涛又去了胡耀邦家几次，与胡耀邦一家的关系自然也就密切起来。
北京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胡锦涛对胡耀邦这位“伯乐”一直怀有知遇之恩，尤其尊敬和仰慕胡耀邦“廉洁清明、务实亲民”的政治家品格。十二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起来：“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
当年陪同胡锦涛到访共青城的有关人士告诉亚洲周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党政干部，一般都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更不用说中央级干部了。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在与还健在的当年老垦荒队员的见面讲话中，胡锦涛虽未提他曾经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访问共青城之事，但却意味深长地说：“我虽离开团的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们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出了要把共青城建设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发区。“我们感觉得到他（胡锦涛）对耀邦总书记怀有深深的感情和尊敬的”。
大胡小胡同考察江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前往江西共青城，特意邀胡锦涛同行。在朝夕相处的“考察”后，胡锦涛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副厅级升为正部级。这是今天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仕途中最重要的一个台阶。
据亚洲周刊了解，从去年底开始，湖南和江西以及胡耀邦的大批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就开始积极酝酿今年胡耀邦九十冥诞的纪念活动，这与胡锦涛要为“总书记还愿”不谋而合。今年湖南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包括修复耀邦故居、修建纪念广场和正式建立耀邦纪念陈列馆。江西省也积极向中央报告，提出了各种纪念活动打算，省委书记孟建柱还亲自前往北京商讨，共青团中央书记戈尔江三次亲临江西共青城，商议由胡耀邦题名的共青城五十岁纪念活动。
今年五月中旬，胡耀邦夫人李昭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李昭在信中还说，这么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事，也是海外讲得多国内甚少。最近听说湖南、江西等地都在筹备纪念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希望中央给予指导。李昭不久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口头答覆，称胡锦涛总书记对此事已有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中央也会正式发文进行布置。随后，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五号文件，其五大内容有：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政治局常委出席；相关部门发表纪念文章；同时出版《胡耀邦文集》和《胡耀邦传》；同意在江西、湖南开展纪念活动；所有活动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
北京消息人士对亚洲周刊说，中共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体现胡锦涛确立了主政的思想理论，即在科学发展观中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今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时，就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中国当下施政特色，那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实，这正是中共政治改革先驱胡耀邦的理想、留在人间的最大希望。纪念胡耀邦也显示，胡锦涛掌控中南海权力枢纽，稳扎稳打地推行施政方略。主持公道，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为胡恢复名誉，也勇于并善于“扬弃”邓小平时代留下的历史难题。
平反冤案民心为上
一九七九年是中共建政三十周年，当时各种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殃及亿万国民，胡耀邦曾掰着指头向工作人员算过一笔账：“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人心为上”。
原准备由官方出版的《胡耀邦传》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严如平对亚洲周刊说，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上千万人，加上“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斗争对象，受牵连者至少上亿人。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勇敢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讨论，在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除思想枷锁。在一九七八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胡耀邦更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主持对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胡耀邦提出了“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胡耀邦忧含冤者之忧，急冤苦者之急。他曾有过这样的批示告诫各级承办人员：“早一天解决，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含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提出了凡是写给他本人的申诉信一律不准扣押，凡是找他申诉的干部、群众一律不准阻挡。他亲自处理的信访数以万计，亲自接待申诉的人不下千人。而当时中央组织部一天平均处理冤假错案就达七百多件。严如平说，据后来较确切的统计，仅仅摘帽改正的“右派”就有五十五万二千三百多人。
严如平指出，正是胡耀邦全面负责、指挥，办好了“解放思想”和“解放人”这两件大事，“中兴伟业，人心为上”，才能拨乱反正，才有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当时中宣部思想解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一九八一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八二年取消主席后当选总书记，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被迫“辞职”。其间，胡耀邦作为中共领导人，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全面而有系统地改革。他兼任中宣部长后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他对一九七九年出现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主张：“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对知识分子的宽容，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胡耀邦全面支持配合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开放决策，但同时提倡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并且从党内政治民主做起。但是，胡耀邦竭尽全力试图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在中共领导下推动中国走民主富强兴邦之路的治国方略，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等“左”的势力攻击，被泼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水，最后在非民主的“民主生活会”上被迫辞职。中国政治改革由此一蹶不振，也为中国种下经济增长与贪污腐败齐头并进的祸根。
但熟悉中国现状的人士也看出，目前的政治现状、经济情况、社会风气与胡耀邦时代大不相同，胡锦涛要推行胡耀邦式的改革路线，并不符合实际，也可能遇到更大的风险。所以，中南海纪念胡耀邦，提倡继承和发扬胡耀邦的思想作风与精神品格，突出强调学习胡耀邦“廉洁、勤政、务实、亲民”，与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呼应。胡锦涛要引领中国民主政治走上一条“广泛体现民意又强化政权基础”的政治改革“软着陆”之路，其实也是胡耀邦理想主义火炬指引实现政治愿景的开始。
胡耀邦小传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15年生于湖南浏阳贫农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到江西中央苏区，9月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长征，到延安后转做军队政治工作，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第三纵队政委等职。1952年起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书记处书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后贯彻全面整顿方针，再遭批判。1977年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政治局委员，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力保邓小平复出重新工作。1980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1981年当选党主席，1982年取消主席后当选总书记。1987年1月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病逝于北京。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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