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人生观念，有的人为了追求一生的终极目标而拼命地赶路，而到了人生的终点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是那样的茫然、一生的追逐全然不见一路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景观。
多一些体验和感受的人生是否更有价值和意义呢？
正是想得到更多的人生体验，我也有了想去打工的念头，虽然日方接受组织提供的生活费足够，若省吃俭用些还可以有些许的结余；虽然派出组织和接受方都有规定，研修生不准打工，而且，平心而论，我打工并不是为了挣钱。
我找到打工的“岗位”，并没有经什么人介绍，完全是“自谋职业”。通常日本的餐馆、商店之类的店铺缺人手时，往往会在店门旁贴一张“店员募集中”（就是“正在招聘服务员”）这样的“告示”。在东京时常可以寻到贴这种“告示”的店铺。由于打工不过是业余体验，绝不能够侵占白天的学习时间，因而只能选择结束在公司一天的学习生活之后的晚班。受时间的限制，我也只能就近就便地物色打工的机会了。终于有一天，我在上下班乘降电车的北千住站附近“按图索骥”地看到“告示”，找到了这间打工的餐馆。
这是一家台湾餐馆，餐馆店员不多，算上我也只有七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日本人，这个日本店员已是５０多岁的人了，至今还是独身一人，不知是吃多了生活之苦还是店里都不是“自己人”，他十分地寡言少语，也不苟言笑，据说他在这个店里已有许多年了，是这家餐馆最忠实的员工。尽管其他店员走马灯似地更替，他却是这里的“长明灯”，默默地守望着他赖以生存的这间餐馆，他的稳定和忠诚自然赢得了店主的信任，日常采购均由他负责，把持着餐馆的支付出口。
而掌管餐馆进账入口的是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老姑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至今未嫁。人长得很平常，心地倒善良。由于她在这个店也有几年的光景了，并以此为生，因而对这个店也颇有责任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法，她的确是在扮演着这个店的店长角色，每天第一个到店最后一个离开。干活时在一些不必计较的小问题上能迁就则迁就。比如，我偶尔因故迟到几分钟，或早走一会儿，不是店里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她也并不多言，时常还会帮着在店主面前解释几句，以免扣除工资。
与她显然不同的是和我干同样活计的另一名上海人。她是来日陪读的（先生在东京读书）。她和我的工作是轮换的。一个人在前厅点菜、上菜、收桌（客人多时需要楼上楼下窜上窜下）；另一个人则在窗内传单、传菜、餐具消毒等。洗碗是由一名福建籍的农村妇女专门负责的。或许是这位上海“小姐”（本身已是少妇）在国内过惯了“大小姐”般的优越生活，抑或是她骨子里就很刻薄，干活时也十分斤斤计较，手上的活很慢嘴上的话却很快。由于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并不想惹是生非，何况她又是“同胞姐妹”，于是众人似有默契，对她都是敬而远之。尤其是那福建妇女不知是不是世面不多，每日里那总是处在惊恐中的双眼，遇到“上海小姐”从眼镜片后发出的幽光，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被“上海小姐”呵斥抢白后，也只是低头不语，手中只管干自己的活计。
在这间台湾餐馆里，和我最谈得来的是另一位中国厨师，一位来自沈阳的帅小伙，身高足有１米７６的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显得文质彬彬。若不是亲眼看到他掂锅炒菜动作那般娴熟，肯定会误以为他是打工求学的中国学生。不过，他的确不是学生，因为我在店里并非日本学校假期的这一个月里，从没见他离开过。他也是“职业打工赚钱者”。不过，他打工与福建厨师却是截然的不同。沈阳师傅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出身于沈阳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出于对儿子的心疼并不赞成他来日本打工。他告诉我，他选择打工，主要是想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并且为今后的生活做全面的铺垫。他不想因未读大学而给父母增添更多的负担，也不想因此而永居人后。他说，在他心中有一种“妄想”，将来要么成为有自己产业的“侨民”，要么回国投资从事经营自己的餐饮事业。他选择来日本，是由于有亲戚在日本，完全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到达日本并自食其力地生活的，并且到日本后便不再继续给亲戚们增添更多的麻烦。也绝不会做给国人脸上抹黑的事情。
在与沈阳师傅相处的日子里，可以明显地感到他那“东北汉子”的粗犷和豪气。他赚着日本人的钱（只不过是通过台湾人开的餐馆而已），却从不服日本人的气。如果我和其他几位中国打工者在前台受了日本顾客的气，他一定会在厨房对这样的日本人进行“报复”，为我们“报仇解恨”。
这间台湾餐馆的“食客”多是日本人，很少有华人来，“中华料理”虽然是世人公认的美食，日本人也颇为喜欢，不过，对华人而言都可以“自力更生”，因而很少见华人来此破费。到这里吃饭的日本人可以说形形色色，有温良友善的，也有脾气暴躁的；有兴高采烈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朋友同事相约一起的，也有形单影只借酒浇愁的。遇到前一种情形自不必说，彼此相安无事；若遇到后一种情形的日本食客，偶尔会遭到无理的呵斥和粗言。按理说，“顾客是上帝”，可对这样的 “日本上帝”，中国人的“阶级仇民族恨”总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与顾客“对垒”肯定是不明智的，忍气吞声又总觉得心里堵得慌。便只能躲到厨房发泄一番。
每当这种时候，沈阳师傅便义愤填膺，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式就是让这样的日本顾客倒倒胃口，以后少来甚至不要再来这里进食，他以这种方式宣告这样的日本人为不受欢迎的食客。想当年日本 “皇军”侵华首先强占的便是东三省，没想到如今在这间台湾餐馆却是这样一位来自中国东三省的厨师在支配着一些日本食客的胃口，调教着这样的日本人，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由于不被允许，我的打工生活体验，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不免在经受体力之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累。
开始打工后，我原本就紧张的生活节奏更是骤地加快起来。
公司的日本员工都有加班的习惯，往往是下午下班铃声响起才是他们努力工作的开始，别人不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尽管我并不需要“加班”学习（并非外国研修生如此），但我还是不能不顾及日本同事的“看法”。五点半响铃后，总是要请教请教问题什么的，挨到６点后才好意思离去。
可开打工之后，我便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因为６点钟我必须准时赶到那台湾餐馆，否则，不仅可能吃不到自己的那份晚餐（仅能填一填肚子），还要耽误打卡时间，次数一多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如此，一听到下班铃声，我便像屁股上安了弹簧似的从位上弹起，匆忙整理好桌椅，并按照日本公司的礼节，在离开设计室的一路上碰到每个人都不忘用日语“礼貌”地道一声别：“对不起，我先走了”或“你好，明天见”。一旦走出公司所在的三井生命大楼，便撒腿跑进地铁站口，出示月票进站候车，待列车一到站，立即钻入其中，不待车停稳，就窜将出来，奔出站口。好在餐馆就坐落在站对面二三十米处，每天如此，几乎是踩着点儿冲进店里。到了店里，背包行头来不及放，第一件事便是和着口中的招呼“你好，我来晚了”，健步奔上二楼，先把卡打了。如此这般在日本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上一族匆忙赶路的镜头，我是真真切切地上演过的。
打完卡，长嘘一口气，便开始放下背包、换上工装。倘若此时店里已进了客，就立即招呼客，投入工作。而晚饭便只能躲在厨房三口两口地尽快吞下去。店里不会给打工者准备什么美味佳肴，一般是一荤一素两个菜，几个人分而食之。好在厨师也吃同样的饭菜，自己要吃自然味道和卫生情况都不至于太差。饭后还可以喝一碗给吃炒饭的顾客备好的“米索西鲁” （日本酱汤）。即便是这样，在公司实习了一天，每日仅靠从研修中心带的面包、香肠和饮?作为午餐的我，经常处在一种半饥半饱的状态。而打工要从晚上６点钟一直干到午夜１２时，遇到生意好时，常常是堂前堂后、楼上楼下不知要窜多少趟，晚上吃那点东西一会儿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在这里打工，我才真正目睹了什么叫“饥不择食”。
这间台湾餐馆除了炒菜之外，主要是水饺、锅贴、烧卖以及各色炒饭什么的。而来这里下馆子的日本人十有八九都很节省，并不像国人请客吃饭那么铺张、讲排场。即便是这样，每天也偶有食客剩食离去。
始终我对那“剩食”是不能接受的。起初我对那“残酒”如同“剩食”一样。后来，一想那酒毕竟是留在瓶中的，只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没什么不卫生的，有时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便也顾不了许多地喝上一杯。两位厨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便在给顾客制作的食品中分拨出点儿，趁我上楼招呼客人的间隙，将我喊到厨房，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吞食下去，以免让上海“店长”、上海“小姐”或日本店员看到。而每次得到两位厨师的“关照”后，沈阳厨师总不免要带上一句宽慰性的调侃话：“也让日本人尝尝咱们吃剩下的东西。”不知这是否有点儿阿Ｑ精神，但至少可以寻求点儿心理平衡。
打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背负沉重压力下的超自然的生存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在富士山上见到的那些负重爬坡的登山者。同样要承受筋骨之苦，同样是一种对精神意志的砥砺。
从打工的台湾餐馆到我住的研修中心，其间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交通工具。两处相距并不算远，步行需１５分钟，若急行加小跑１０分钟也够了。
打工之初我每天离到点差十几分钟就要提前向上海“店长”告辞，店里每天打烊后会给每人一碗绝不变换花样的面条作为“夜宵”。由于中心２３点５０分时关闭大门，我就是提前告辞、忍饥挨饿、一路小跑地往回奔，也常常要吃闭门羹。几天下来，便引起了中心“受付”（服务台）日本管理员的怀疑，并且店里的同事也有微词。
后来我一想，与其这样“费力”不讨好，索性向店里“申请”，搬到店里的“员工宿舍”去住，也减少一些奔波之苦。没想到店里居然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可那是怎样的一处“员工宿舍”啊。不住不知道，还以为日本的东京都到处都是庭院和高楼大厦，这东京都分明也有“贫民窟”。这一住使我对中打工者的生活的“水深火热”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
那天店里打烊后，已是午夜２点了。上完了橱窗的窗板，拉下大门，关闭了门厅和橱窗的灯，总算可以不必赶路安心地喘口气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这时才觉得腰酸腿软。因为按照店里的规定，上班时间即使是店里空无一客，也只能站着恭候，一晚上要连续站立或行走６小时，怎能腰不酸腿不软呢？这时“夜宵”（一碗清汤面，面上浮着几片绿色的海菜）从厨房送了下来了，眼睛看着这面，肚里觉得饥饿，可是人已经困乏得丧失了食欲，胡乱地挑了两筷子便只盼着早点将身子放平，美美地睡上一觉。
上海“店长”和上海“小”都在东京租有房子，吃过“宵夜”，各自回家去了。我便随沈阳厨师从店的后门出来，去“员工宿舍”休息。
穿过一条主马路，七拐八拐后，顺着一条 “胡同”进了一座狭小的院落。院子里是一十分破旧的两层小阁楼，估计是餐馆老板的遗产。院落的空间极其有限，除堆放着一些杂物外，还有一辆那日本员工购物用的破单车，剩下的空间勉强能过身。这儿整个一楼就住着那位沉默寡言的日本员工。二楼的两间房子靠里面的一间是福建厨师夫妇的卧室，靠外面的一间原本只住着沈阳厨师，我便被安排与沈阳厨师住在一个房间里。在上楼的拐角处还有一间集洗漱、淋浴、解手为一体“公共卫生间”。
日本旧时的两层阁楼一般都是木制的，低矮潮湿。由于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总有些“叽叽喳喳”的响声。因此，上楼时要格外地轻手轻脚。据说如果动静太大，楼下少言寡语的日本老头也会骂“八嘎”（“混蛋”意思）的。
我和沈阳厨师住的那间“员工宿舍”很小，面积也不过十二三个平米。屋子里也没什么家具，除了两张破旧的竹椅子外，几乎就只有两张没腿的木床瘫在“榻榻米”。“榻榻米”上的草席已破旧不堪，整个楼内都散发着一股腐朽的霉味……几个人轮流洗漱过后，已近半夜１点了。看着这龌龊不堪的居室和床铺，真想坐等到天亮，可一想到明天还要早起赶车，不得不万分艰难地躺倒身子。拉灭了电灯，浑身的疲惫却关不上睁着的眼睛，渐渐地倦意袭来。忽然眼前似有什么东西一闪一动，下意识地拉亮电灯瞪大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油光漆亮“硕大”的蟑螂。我顿时感到一阵，心，翻江倒海，睡意全无。如此的一夜可以想象第二天要经受怎样的 “磨难”……
这不过是我在“员工宿舍”度过的第一夜。之后的第二夜、第三夜我逐渐地变得麻木、变得从容、变得自然了。
不可思议的是，人居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竟然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生存条件的变化并不能阻挡人生存的欲望以及在这种欲望支配下所调整的生存方式。
打工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段“艰难”的体验。我甚至无法去概括这段经历都留给了我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它的确成为了我在日本生活中最为记忆深刻的一段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