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11-02 19:48:00作者：
18岁的中国学生李永明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在缅甸佤邦做生意时生下了他。如今他怀着和大部分缅甸学生一样的梦想:到南部发达地区读高中，然后当一名缅甸老师。
云南边境，特殊的小“留学生”纷纷“留学”缅甸。熟视的现象背后暗藏着民族隐患。
无奈的乡愁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思茅地区，被北回归线穿越的墨江县是一个普通的哈尼族自治县，县城以南20多公里的雅邑乡有18岁的丁志明的家。
家里,有勤劳朴实的父母和两个满地乱跑的弟弟。在丁志明的记忆里,童年是和家里的几亩茶地和苞谷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是维系全家生存的惟一生活来源。贫穷使得丁志明读小学时不得不3次辍学。2000年,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丁志明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二弟也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已经债台高筑的家里再也借不到丁志明小学最后一年500多元的学费。
叔叔的一封来信，给这个已经无能为力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叔叔在500公里外的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做教师，他告诉丁志明，可以到缅甸佤邦读书，这里实行的是免费教育。
没有细想，求学心切的丁志明带上母亲卖掉家里最后的猪崽换来的50元钱踏上了异国求学路。从墨江县到思茅市，再转程孟连县。距离中国边境县城孟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南卡江边的云南口岸边防站。柏油路从这里中断，跨过一座长长的铁桥，在绵延的土路上，丁志明终于看到了尘土飞扬中叔叔的笑脸。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是1989年3月缅甸共产党解体后由当地佤族武装建立的地方政权，紧挨着边防站的邦康，是佤邦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这里和边境上的中国村寨非常相似，一样满是中文招牌，一样行走着皮肤黝黑的傣族和佤族居民，一样平房林立，只是道路两旁被灰土覆盖得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植物。
最初的日子,丁志明十分不习惯。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多数学生是佤邦军政要员的后代,他们没有求学的愿望，在学校里放肆地调皮着。升学考试,丁志明数学和语文两科仅得了138分,但这在毕业生中已是拔尖的成绩,他考上了缅甸佤邦的第一所中学──邦康振兴中学的公费生。
入学后丁志明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条薄布毯托人带回了家，崭新的学校，衣食住行全包，配发了新的“行头”，不仅不收取各种费用、免费提供吃住，初三以前每月还能领到10元的零花钱。这对一直被贫困折磨的丁志明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福。
高兴之余，和其他来自国内的孩子一样，丁志明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班里的38个同学，有一半来自国内，垄断了成绩排名靠前的席位。除了没有中国历史和地理外，学校的课程和国内普通中学一样。学校每周安排4节缅文课程。
“虽然读的书是一样的，可是这里的学习氛围和质量还是不如家乡的好。”读上初三后，丁志明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缅甸佤邦从中国购进的试卷考试，拿着佤邦政工部出具的初中学历证明，回国继续读高中。他把学校发的零用钱全部积攒下来，准备支付高中学费。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到省城昆明去读大学。”说这话时，丁志明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同时他也担心，攒下的200多元钱，连高中一学期的学费都无力承担。如果留在缅甸佤邦，根据当地政策，初中毕业，他就可以被安排进政府部门工作，工资从100多元至600元不等，还可以免费吃住，并享受医疗及养老的保障。
类似的乡愁，一样缠绕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妇女主任兼龙潭小学校长杨月梅心头。
在缅甸佤邦龙潭小学见到的杨月梅，已然是一个有迟暮之感的当地中年妇女。初春的天气尚夹杂着寒意，她裹着陈旧的棉衣，脚上却踏着一双白色的皮凉鞋。杨月梅是中国思茅另一个贫困边境县──西盟县的新厂乡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后，她成了当地有学问的人之一。在很多庄稼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为一名小学代课教师。可是由于没有公派教师名额，她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块钱的工资，连温饱都满足不了。
窘况下，1985年她不得不投奔在缅甸生活的亲戚。军事化管理的缅甸佤邦龙潭小学建校后，她又走上了讲坛。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学校负责食宿和医疗保障，这样一干就是14年，她当上了校长，也到国内找寻需要工作的老师和师范毕业生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她为人妇，为人母。
望着学校周围寂寥的荒山，闻着路边传来的阵阵苦甜夹杂的罂粟花香味，杨月梅不敢想仅几十里之外的故乡，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回去。她说，在缅甸佤邦，至少还能为她保障一个终老。
据云南省教育厅调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云南边境线上明显的学生外流现象开始出现，思茅、临沧、保山等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云南省思茅行署教育局统计，至2002年，已有583名学生，因为贫困和家庭搬迁，到缅甸佤邦求学。他们中间很多是跨境而居的佤族和拉祜族。
佤邦的兴学之路
从云南省孟连县进入缅甸佤邦的中心城市邦康是很容易的事。当地居民凭边民证每天自由出入边防站，外地人也只需办理一个边境出入证就能跨进缅甸土地。
离边防站六七公里的一个小山包上，耸立着崭新的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这是一所小学、初中和职业培训合一的学校。学校里看不到一处缅文，蓝色的大门是牌坊式建筑，门两侧用中文魏碑体写着“勤学俭修成大器，历尽千心苦与乐”。
进入学校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庄园，各种果树、农作物铺陈在四周。蜿蜒百米才看到一排排白色的砖混结构校舍。可容纳800人的大礼堂里，高悬着缅甸国旗和佤邦的区旗。学校配备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使得与记者同行的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督导主任王老师不由得羡慕。
缅甸邦康振兴中学建校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字样:“佤邦自有史以来，就是缅甸最贫穷落后的地区，除了地处边陲和连年战火，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意识到没有文化是导致贫穷最重要的原因。为此，决定立足教育改变佤邦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陆续建设了百余所小学后,缅甸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提出倡议兴办中学,于1994年成立邦康振兴中学董事会筹资建校。建校总投资6722817元，校舍建筑面积7328.8平方米。1997年3月正式开学,现有学生600多人,教职工50人。缅甸佤邦政府每年给五年级以上的佤邦公民子女320个公费就读的名额。初中毕业或职业培训后,统一分配就业。”
50多岁的校长魏学良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临沧口音，原在云南省双江县教育局工作的他，在担任缅甸佤邦171军区司令员的大哥魏学龙推荐下，来到学校担任第二任校长。
他说缅甸佤邦实行免费教育之外，还在振兴中学、宏邦中学、回峨小学以及万宏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吃穿住全供的公费教育，每年最少有3000名学生受益。因为当地居民没有入学的习惯，所以只要学生愿意读书，无论国籍，每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每月300元的供给(其中学校支配250元，学生支配50元)。
改革开放后，随着边境贸易的升温，除了云南临沧、思茅等边境地区，云南内陆以及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居民拖儿带女进入缅甸佤邦做生意。在缅甸佤邦各个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0%。
魏校长很是自豪地说，邦康振兴中学毕业的554名学生，已经陆续分配到了佤邦银行、税务、海关、电站等各个重要部门。佤邦选拔人才不分国籍、不论种族，在这个百业待兴的地方，部分流失到佤邦的中国学生，看重的是这里的就业机会。这些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学生所占比例达到外流学生的1/5。
需要就业的还有老师。23岁的小学老师苏梅来自于云南思茅景东乡,1999年师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阿姨介绍下,进入缅甸佤邦振兴中学。邦康高昂的物价和贫乏的生活,使她并不满意现状，但与许多师专同学相比,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
邦康振兴中学50名教职工里，仅有5名教授缅语的老师是本地人。而在佤邦惟一的完全中学宏邦中学，老师全都来自于云南昆明。他们离开故乡繁华的闹市，留在陌生的缅甸佤邦，拿着比国内还微薄的工资。
重视教育使得缅甸佤邦的教育发展迅速,1989年全佤邦仅有各类学校20余所,在校学生不足500人,教师不足100人。11年和平建设时期,佤邦共投入资金6240.5万元用于教育发展。2002年,建校的速度以14.25倍剧增,拥有了289所学校和千余名教职工,在校学生达到20754人。
学生的边缘化危机
同样是中国学生，丁志明的同学李永明却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在缅甸佤邦做生意时生下了他。18岁的他怀着和大部分缅甸学生一样的梦想:到南部发达地区读高中，然后当一名缅甸老师。
1997年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成立的时候，使用了2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和“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免费提供的教材。
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该区推行的只是小学教育，学校和军队是一体化管理，小学免费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应征入伍。
与被迫出境的中国穷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佤邦政要和富足人群的孩子都被送往中国国内求学。龙潭特区的书记告诉记者，他在云南思茅读高中的儿子选择了理科。
在缅甸佤邦的师资环境下，学生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就算使用中国教材的学校，也会因缺科和师资薄弱，使学生难以再跟上国内的教育。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刘稚研究员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边缘化的直接体现。
云南西盟县大黑山边防站是中国学生抵达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小学上学的必经口岸，走出边防站不到5公里，在缅甸佤邦公路的两边，就蔓延起了盛开的罂粟花海。这些妖艳的花束盛开在居民的房前屋后，阳光下成熟罂粟果实已经流淌出白色的毒汁。一路上，带着孩子的妇人，穿着军服的军人，在各自的田地里用专用刀具收获着充满诱惑的颗粒。佤邦种植罂粟的历史久远，如今已在通过替代种植，逐步实现2005年消灭罂粟种植的诺言。
在邦康，热闹的集市上可以买到黑色的鸦片，城市里最豪华的楼宇是座赌博城。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集市，一位来自云南大理、在此开餐馆的老板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的生意是毒品。而他9岁的女儿当时正在店里看电视。在云南邦马寨，只要10分钟就能走到缅甸，这里离境外毒品集散地很近，村民说村里的隐君子清晨跑过去抽几口，返回时家人都还没有起床。有时在田间毒瘾上来时，丢下手中的活计跑过边境去吸毒，回来再接着干活，“就好像歇一口气、喝一口水一样”。
罂粟成熟的季节,也是学生季节性流失的时节，云南西盟很多家庭经常在这一季带着孩子到缅甸佤邦收大烟，一次他们能带回五六千元收入。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局长郭光灿说:“边疆穷惯了，有点好处就会形成边民外流。”与毒品交融的生活，又给中国孩子带来了另一种意识边缘化。
这些事实使得云南教育部门意识到，加大对边境教育的资金投入，尽快解决边境县校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不足、设备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的软肋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全球竞争力项目主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卢佩斯·克拉柔·奥古斯都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时解释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3个主要指数──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指数来对一个国家的成长竞争力作出评判的。在奥古斯都看来，中国的软肋是行政体制效率不高，要解决中国行政体制效率不高的问题，主要途径还是提高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奥古斯都提醒:“这个问题很严重!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排名说明的问题。”毕竟，从长期来看，教育是未来发展的发动机。
云南边境，特殊的小“留学生”纷纷“留学”缅甸。熟视的现象背后暗藏着民族隐患。
无奈的乡愁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思茅地区，被北回归线穿越的墨江县是一个普通的哈尼族自治县，县城以南20多公里的雅邑乡有18岁的丁志明的家。
家里,有勤劳朴实的父母和两个满地乱跑的弟弟。在丁志明的记忆里,童年是和家里的几亩茶地和苞谷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是维系全家生存的惟一生活来源。贫穷使得丁志明读小学时不得不3次辍学。2000年,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丁志明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二弟也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已经债台高筑的家里再也借不到丁志明小学最后一年500多元的学费。
叔叔的一封来信，给这个已经无能为力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叔叔在500公里外的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做教师，他告诉丁志明，可以到缅甸佤邦读书，这里实行的是免费教育。
没有细想，求学心切的丁志明带上母亲卖掉家里最后的猪崽换来的50元钱踏上了异国求学路。从墨江县到思茅市，再转程孟连县。距离中国边境县城孟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南卡江边的云南口岸边防站。柏油路从这里中断，跨过一座长长的铁桥，在绵延的土路上，丁志明终于看到了尘土飞扬中叔叔的笑脸。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是1989年3月缅甸共产党解体后由当地佤族武装建立的地方政权，紧挨着边防站的邦康，是佤邦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这里和边境上的中国村寨非常相似，一样满是中文招牌，一样行走着皮肤黝黑的傣族和佤族居民，一样平房林立，只是道路两旁被灰土覆盖得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植物。
最初的日子,丁志明十分不习惯。缅甸佤邦邦康缅华小学多数学生是佤邦军政要员的后代,他们没有求学的愿望，在学校里放肆地调皮着。升学考试,丁志明数学和语文两科仅得了138分,但这在毕业生中已是拔尖的成绩,他考上了缅甸佤邦的第一所中学──邦康振兴中学的公费生。
入学后丁志明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条薄布毯托人带回了家，崭新的学校，衣食住行全包，配发了新的“行头”，不仅不收取各种费用、免费提供吃住，初三以前每月还能领到10元的零花钱。这对一直被贫困折磨的丁志明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福。
高兴之余，和其他来自国内的孩子一样，丁志明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班里的38个同学，有一半来自国内，垄断了成绩排名靠前的席位。除了没有中国历史和地理外，学校的课程和国内普通中学一样。学校每周安排4节缅文课程。
“虽然读的书是一样的，可是这里的学习氛围和质量还是不如家乡的好。”读上初三后，丁志明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缅甸佤邦从中国购进的试卷考试，拿着佤邦政工部出具的初中学历证明，回国继续读高中。他把学校发的零用钱全部积攒下来，准备支付高中学费。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到省城昆明去读大学。”说这话时，丁志明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同时他也担心，攒下的200多元钱，连高中一学期的学费都无力承担。如果留在缅甸佤邦，根据当地政策，初中毕业，他就可以被安排进政府部门工作，工资从100多元至600元不等，还可以免费吃住，并享受医疗及养老的保障。
类似的乡愁，一样缠绕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妇女主任兼龙潭小学校长杨月梅心头。
在缅甸佤邦龙潭小学见到的杨月梅，已然是一个有迟暮之感的当地中年妇女。初春的天气尚夹杂着寒意，她裹着陈旧的棉衣，脚上却踏着一双白色的皮凉鞋。杨月梅是中国思茅另一个贫困边境县──西盟县的新厂乡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后，她成了当地有学问的人之一。在很多庄稼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为一名小学代课教师。可是由于没有公派教师名额，她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块钱的工资，连温饱都满足不了。
窘况下，1985年她不得不投奔在缅甸生活的亲戚。军事化管理的缅甸佤邦龙潭小学建校后，她又走上了讲坛。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学校负责食宿和医疗保障，这样一干就是14年，她当上了校长，也到国内找寻需要工作的老师和师范毕业生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她为人妇，为人母。
望着学校周围寂寥的荒山，闻着路边传来的阵阵苦甜夹杂的罂粟花香味，杨月梅不敢想仅几十里之外的故乡，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回去。她说，在缅甸佤邦，至少还能为她保障一个终老。
据云南省教育厅调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云南边境线上明显的学生外流现象开始出现，思茅、临沧、保山等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云南省思茅行署教育局统计，至2002年，已有583名学生，因为贫困和家庭搬迁，到缅甸佤邦求学。他们中间很多是跨境而居的佤族和拉祜族。
佤邦的兴学之路
从云南省孟连县进入缅甸佤邦的中心城市邦康是很容易的事。当地居民凭边民证每天自由出入边防站，外地人也只需办理一个边境出入证就能跨进缅甸土地。
离边防站六七公里的一个小山包上，耸立着崭新的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这是一所小学、初中和职业培训合一的学校。学校里看不到一处缅文，蓝色的大门是牌坊式建筑，门两侧用中文魏碑体写着“勤学俭修成大器，历尽千心苦与乐”。
进入学校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庄园，各种果树、农作物铺陈在四周。蜿蜒百米才看到一排排白色的砖混结构校舍。可容纳800人的大礼堂里，高悬着缅甸国旗和佤邦的区旗。学校配备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使得与记者同行的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督导主任王老师不由得羡慕。
缅甸邦康振兴中学建校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字样:“佤邦自有史以来，就是缅甸最贫穷落后的地区，除了地处边陲和连年战火，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意识到没有文化是导致贫穷最重要的原因。为此，决定立足教育改变佤邦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陆续建设了百余所小学后,缅甸佤邦联合党、联合军提出倡议兴办中学,于1994年成立邦康振兴中学董事会筹资建校。建校总投资6722817元，校舍建筑面积7328.8平方米。1997年3月正式开学,现有学生600多人,教职工50人。缅甸佤邦政府每年给五年级以上的佤邦公民子女320个公费就读的名额。初中毕业或职业培训后,统一分配就业。”
50多岁的校长魏学良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临沧口音，原在云南省双江县教育局工作的他，在担任缅甸佤邦171军区司令员的大哥魏学龙推荐下，来到学校担任第二任校长。
他说缅甸佤邦实行免费教育之外，还在振兴中学、宏邦中学、回峨小学以及万宏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吃穿住全供的公费教育，每年最少有3000名学生受益。因为当地居民没有入学的习惯，所以只要学生愿意读书，无论国籍，每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每月300元的供给(其中学校支配250元，学生支配50元)。
改革开放后，随着边境贸易的升温，除了云南临沧、思茅等边境地区，云南内陆以及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居民拖儿带女进入缅甸佤邦做生意。在缅甸佤邦各个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0%。
魏校长很是自豪地说，邦康振兴中学毕业的554名学生，已经陆续分配到了佤邦银行、税务、海关、电站等各个重要部门。佤邦选拔人才不分国籍、不论种族，在这个百业待兴的地方，部分流失到佤邦的中国学生，看重的是这里的就业机会。这些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学生所占比例达到外流学生的1/5。
需要就业的还有老师。23岁的小学老师苏梅来自于云南思茅景东乡,1999年师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阿姨介绍下,进入缅甸佤邦振兴中学。邦康高昂的物价和贫乏的生活,使她并不满意现状，但与许多师专同学相比,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
邦康振兴中学50名教职工里，仅有5名教授缅语的老师是本地人。而在佤邦惟一的完全中学宏邦中学，老师全都来自于云南昆明。他们离开故乡繁华的闹市，留在陌生的缅甸佤邦，拿着比国内还微薄的工资。
重视教育使得缅甸佤邦的教育发展迅速,1989年全佤邦仅有各类学校20余所,在校学生不足500人,教师不足100人。11年和平建设时期,佤邦共投入资金6240.5万元用于教育发展。2002年,建校的速度以14.25倍剧增,拥有了289所学校和千余名教职工,在校学生达到20754人。
学生的边缘化危机
同样是中国学生，丁志明的同学李永明却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在缅甸佤邦做生意时生下了他。18岁的他怀着和大部分缅甸学生一样的梦想:到南部发达地区读高中，然后当一名缅甸老师。
1997年缅甸佤邦邦康振兴中学成立的时候，使用了2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和“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免费提供的教材。
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该区推行的只是小学教育，学校和军队是一体化管理，小学免费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应征入伍。
与被迫出境的中国穷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佤邦政要和富足人群的孩子都被送往中国国内求学。龙潭特区的书记告诉记者，他在云南思茅读高中的儿子选择了理科。
在缅甸佤邦的师资环境下，学生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就算使用中国教材的学校，也会因缺科和师资薄弱，使学生难以再跟上国内的教育。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刘稚研究员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边缘化的直接体现。
云南西盟县大黑山边防站是中国学生抵达缅甸佤邦龙潭特区小学上学的必经口岸，走出边防站不到5公里，在缅甸佤邦公路的两边，就蔓延起了盛开的罂粟花海。这些妖艳的花束盛开在居民的房前屋后，阳光下成熟罂粟果实已经流淌出白色的毒汁。一路上，带着孩子的妇人，穿着军服的军人，在各自的田地里用专用刀具收获着充满诱惑的颗粒。佤邦种植罂粟的历史久远，如今已在通过替代种植，逐步实现2005年消灭罂粟种植的诺言。
在邦康，热闹的集市上可以买到黑色的鸦片，城市里最豪华的楼宇是座赌博城。在缅甸佤邦龙潭特区集市，一位来自云南大理、在此开餐馆的老板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的生意是毒品。而他9岁的女儿当时正在店里看电视。在云南邦马寨，只要10分钟就能走到缅甸，这里离境外毒品集散地很近，村民说村里的隐君子清晨跑过去抽几口，返回时家人都还没有起床。有时在田间毒瘾上来时，丢下手中的活计跑过边境去吸毒，回来再接着干活，“就好像歇一口气、喝一口水一样”。
罂粟成熟的季节,也是学生季节性流失的时节，云南西盟很多家庭经常在这一季带着孩子到缅甸佤邦收大烟，一次他们能带回五六千元收入。云南省孟连县教育局局长郭光灿说:“边疆穷惯了，有点好处就会形成边民外流。”与毒品交融的生活，又给中国孩子带来了另一种意识边缘化。
这些事实使得云南教育部门意识到，加大对边境教育的资金投入，尽快解决边境县校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不足、设备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的软肋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全球竞争力项目主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卢佩斯·克拉柔·奥古斯都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时解释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3个主要指数──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指数来对一个国家的成长竞争力作出评判的。在奥古斯都看来，中国的软肋是行政体制效率不高，要解决中国行政体制效率不高的问题，主要途径还是提高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奥古斯都提醒:“这个问题很严重!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排名说明的问题。”毕竟，从长期来看，教育是未来发展的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