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31
北京《读书》杂志今年九月号发表一篇由左派学者唐小兵撰写的文章，题目叫“《怒吼吧！中国》的回响”。一看这个题目，敏感的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是一篇对当下中国社会种种黑幕和弊端痛下杀手的文章，不由得为作者捏了一把汗。但翻到文章的第一页第一段，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三十年代”四个字，于是在一颗心放下的同时，也会好奇地想：三十年代不是既暗无天日又残酷镇压吗，那么中国人民怎么能够“怒吼”呢？
文章所介绍的《怒吼吧！中国》其实是一幅版画的题目，由李桦所创作。版画由于线条简单和效果强烈，最适宜用来为政治宣传服务，所以在三十年代基本上是共产党文艺战士和左翼画家的工具。《怒吼吧！中国》画面非常简单，是一个眼睛被蒙住的汉子，赤裸着捆在木桩上，他嘴巴大张，象是在呐喊，一只被缚的手挣扎着伸向掉在地上的一把短刀。
这幅画问世于1935年，李桦当时在广州市美术学校任教，他是一个左翼艺术家，当代版画运动的发起人。他在广州组织了现代版画研究会，定期举行展览并在其他城市流动展出。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6年夏天的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在杭州和上海等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鲁迅也前往观看，和版画家们聚首交谈。在那次展出中，很多幅作品的名称中都直接用了“呐喊”、“呼号”、“高歌”、“黎明”等等。“怒吼吧，中国”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用文章作者的话来说，它的线条“力透纸背地传达出画面中被缚男子的不屈挣扎……左下角犀利的匕首，在视线上延伸着受难者紧绷的肌肉，同时还设置下一道叙事的可能和悬念：他是否能抓到这解救的武器？是谁留下这把匕首？他有怎样才能把自己解救出来？”
站在历史的高度，作者总结说这幅画“直接明确地呼唤着一个广阔深远、激荡人心的历史场景和情结。”这幅画问世后，它的名称成了“革命”、“斗争”、“解放”等等的同义词，并受到国际左翼力量的重视，一些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诗歌和戏剧都取了这个名称，用文章作者的话来说，它成了“国际主义的战斗口号和主题”、“反帝反压迫的集中表达”。
读了这篇文章后，人们可能不由得会想：既然这幅画如此了得，当时的反动政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他们在各地的大大小小走狗难道不害怕这样的“怒吼”吗？他们难道没有审查制度吗？他们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怒吼”响彻云霄、不但震撼中国而且震撼世界呢？那把掉落在地上的匕首难道不是赤裸裸地鼓吹暴力反抗吗？在这个“怒吼”发出并造成影响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容忍那么多的文艺作品也取这个名称并招摇过市呢？创作这些“怒吼”的艺术家们怎么都安享太平，定期从党那里领取指示和经费，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周游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文章的作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他对“怒吼”的赞美听上去实在有些空洞。
不过，“怒吼”这幅画的视觉效果确实是非常强烈的，一看就能使人产生热血沸腾的感觉。看了这幅画，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在今天的真实生活中象那幅画的主人公一样被罪恶势力束缚和迫害的人。
这个人叫陈光诚。他是一个盲人，从小就失去了视觉，而并非是象“怒吼”上的那个人那样被人蒙住了双眼。但他的心灵却比许许多多看得见这个世界的人要清澈得多。他通过自学法律，为本地乡亲服务，帮助残疾人维护他们的权益，揭露和反对强迫堕胎和非人道的绝育。他的行动受到了外界的注意，于是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他先是被非法关押，释放后又象囚徒一样被限制在家中，不允许和外界接触。不但如此，他多次受到当地政府人员的毒打和凌辱，前来看望他的记者、律师和民间维权人士也受到殴打。
为什么陈光诚的形像和《怒吼吧！中国》那幅画上的人物相似呢？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看不见，因为他们都被捆绑着，更因为他们都大张着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不同的是，陈光诚不但手边没有那把刀，更没有那种“解放”、“革命”、“斗争”等等“广阔深远”的“历史场景”做陪衬。他所发出的也只是呐喊，而不是怒吼。他所为之受苦受难的事业在三十年代热血沸腾的左翼艺术家听来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不过是结扎要人道，堕胎不能野蛮而已。《读书》那篇文章的标题上还有“回响”二字，文章的内容也是围绕“怒吼”的形形色色的回响而展开的。那么，陈光诚的呐喊有回响吗？有的。一是在海外， BBC，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这些被左翼画家们“怒吼”来的革命赶出中国的帝国主义媒体报导了他的遭遇。二是少数维权分子和其他被政府所讨厌的人士知道他。但当他们去看望他时，或者是见不到他，或者是见到他被打手们践踏在地，百般蹂躏。
一个能放心大胆地大声怒吼的社会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少值得怒吼的理由；而一个连呐喊都听不到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地方。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