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老总出题作文，这一回的题目特别凶险，一看到“饥饿”两个字，胃马上就绞痛起来。紧紧关闭在记忆深处的千般滋味如同猛虎出栅排山倒海而来，自己都感觉吃不消，只好话说从头。
一九七八年，我刚刚从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领了头一次薪水，会计小姐好心建议我直接存进联邦信用银行，这银行在办公室楼下就有分理处，多么方便。我执意不肯，一定要将自己的钱存进花旗银行。小姐纳闷，不知我这刚刚返回美国几个月的人何以对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银行情有独钟。
花旗银行帮助我挺过大饥荒
她怎么会明白，花旗银行在大混乱的四十年代末，在撤离上海之前，没有将客户的积蓄卷了走，而是非常负责地为客户们将存款兑换成金子。我的外婆就是靠着这些“小黄鱼”在大饥饿袭来的岁月里，为我换来了粮食、食油，十三、四岁的我就靠着这些昂贵得不得了的“营养品”保证了健康。这健康又帮助我挺过了新疆九年的残酷岁月。换句话说，花旗银行救人无数。外婆常常念叨给我听的这一段掌故伴随我渡过无数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告别饥麟的时候，我怎能忘记花旗的好处。
当初，当一切都有了“定量”，而肉类与油类在猛然间变成少之又少的时候，在我家已经工作了两年的保姆张大妈在饭桌上不再有说有笑。外婆一直劝慰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和小慧有东西吃，你也有东西吃，咱们一家三日怎度也挺过去了。”外婆有天悄悄告诉我，去“保姆宿舍”看看，瞧瞧在邻居家做事的路阿姨在不在？
走到窗外就听见了张大妈在说我，“老太太一心护着外孙女，自己的腿都肿了，也舍不得吃，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开口求她？”路阿姨大不以为然，忿忿的声音：“难道就眼睁睁瞧着孙子饿死不成？”我心里砰砰跳……
“工农联盟为基础”也免不了饥饿
路阿姨比张大妈年轻，丈夫是个“历史反革命”，早就被镇压了。路阿姨孤身一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虽然识文断字却找不到工作，在人家作保姆，有吃有住，心里痛快，人更显得年轾。张大妈却来自河北乡下，“上京帮人”是那地方祖传的行业，家中女子只要没有吃奶娃娃都乐意来北京当保姆，将薪水寄些回家，家里就有了现金可以周转，是很大的帮助。张大妈年纪很轻就出门做事，惟一的儿子跟着公婆长大，大办人民公社集体吃食堂的时候，已经娶了媳妇，前不久还得了孙子。忽然之间，竟然有“饿死”的危险了吗？
路阿姨口齿利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公社食堂没开张多久就关门了。猛“放卫星”的岁月，公社就已经把社员家里的存粮搜刮得相当彻底了。现在，人人得自己找粮食，张大妈家里的情况算是好的，但媳妇生小孩前后，粮食就很紧张媳妇瘦得麻杆似的一滴奶也没有，就靠那照得见人影儿的稀糊糊，那刚落地的孩子还能活吗？
“那庄子已经空了，能走的，逃荒去了。走不了的，”路阿姨顿了一顿，“凶多吉少”。
现在，想法滋补产妇的身体，实在是来不及了。外婆马上拿出一个克宁奶粉的大铁罐，将家里还有的奶粉包好塞进去，又亲自动手炒了些炒面，又让我拿着些甚么票证去甚么人家换了些红糖，满满塞到了那只写着英文字的铁罐里。这才把张大妈唤来嘱咐她好好送回家去，“炒面不是好东西，火大。眼下顾不得了，告诉你媳妇，多给孩子喂点水。”最后，郑重交给张大妈的是半袋葡萄糖。我知道，这也是家里最后的一点存货了。
张大妈一声不响，眼泪流了一脸，挣扎了好一会儿，竟然崩出一句：“照理说，咱们是基础。”大家都知道，按照官方说法，这共和国可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可不是吗，张大妈家里人亦工亦农，可不是货真价实的“基础”吗？张大妈心里想不通，“工人、农民不是国家的基础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路阿姨却不是甚么“基础”，“普选”的时候，她连投票权也没有，她的粮食定量也比别人低。这会儿，她气不打一处来，“哼，我本来还打算给你几斤全国粮票呢，现在啊，算了吧，让你这‘基础’自己想法去。”外婆笑着打回场，“好了，好了，救人要紧，粮票拿来，让张大妈上路。”
张大妈走了，挂着一脸的泪水。
一个礼拜以后我放学回家，外婆房门紧闭，悄悄推开一看，推拿医生沈大夫正在给张大妈接骨，张大妈鼻青脸肿，汗水顺着脸顺着脖子滴到撕得稀烂的大襟挂子上。我想，这可完了，那点救命的东西必是遭饥民抢了。没想到外婆说，为了护住小孙子的那点粮草，张大妈的骼膊被人家打断了，都没有松手啊。沈大夫摇头，老百姓苦哇！路阿姨也来了，大声说，“甚么世道！”
媳妇饿死孙儿发育不良
无论如何，张家的一条根留了下来，没有熬过去的是那贤惠的媳妇。一九六四年，我看到了那个孩子，豆芽菜似的，身高也就是城里孩子两岁的样子，大眼睛保不见底，极乖巧地坐在小板凳上剥蒜，身边不离一个用克宁奶粉罐做成的小桶，里头放着一个乡下孩子所有的宝物。张大妈的儿子果然能干，不但为外婆修好了钉书用的木头架子，更与张大妈合力为我絮了结结实实的一条厚棉被，三年的山西岁月倒也罢了。九年的新疆岁月，却全靠它抵御那彻骨的寒冷。尤其是那些饥火中烧、日舌龟裂六神无主的寒夜，这条被子总让我想到张大妈那一声无奈的呻唤，“咱们是基础”，心里五味杂陈。
张大妈在血雨腥风的一九六六年深秋，将被“造反派”打断了三根肋骨的外婆背回了一间与当年的保姆宿舍不相上下的小屋，人家问她，“你是甚么人？”“五代贫农”她理直气壮。外婆气如游丝，全靠张大妈煮些面条汤维持性命。她们在一起，最爱的话题就是那豆芽菜一般的小根子。外婆笑着说，“幸亏你们是基础。”两人都笑。张大妈笑出了一脸泪。那时候，沈大夫和路阿姨都不在了，文革一起，他们就急急地走了，奔向一个没有杀戮的世界。
一九八三年，我随外子返回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外婆身边早已经没有张大妈，她终于告老还乡了。为外婆找一位小保姆，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岁的小女孩来应征，我问她，“你多大了？”她居然回答说是二十三岁了。外婆点点头，“又是一根豆芽菜。”那女孩子居然笑了，“老太太真神，村上的人都叫我豆芽菜，叫了好些年。”女孩子来自安徽，大饥荒的重灾区。我问她，家里都有甚么人啊？“没有人了，村上人说，早得浮肿病走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有啥吃啥，吃成了一根豆芽菜。”女孩笑得露出一口细牙。“我帮人好多年了，啥都会做，有经验。您就放心让我照顾老太太吧。”女孩认真跟我说。
外婆笑笑，“也是基础，你放心就是。”女孩认真问，“你们说啥呢？”
(开放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