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干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 “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 “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精致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
二、青楼选美是文人雅士们泡制的一壶醇酒，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艳的，因而不论绿肥红瘦，她们都必须才貌双全，是牡丹与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与稗草的较量。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