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场演讲的主办单位为百鸣文化沙龙、Free China (自由中国)、大纪元时报。辛先生在本刊副主编李刚先生的陪同下，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于13日早晨抵达墨市。是日晚，自由中国组织为辛先生举行了有40多位中外人士参加的接风宴会。辛先生在简短的致辞中简单介绍了他完成《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心路历程。
14日晚，辛先生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老金话馆”主持人金翼先生的专访。辛先生一见到金先生就表示，大家都是老三届，有着类似的经历，因此一定有共同语言。果不其然，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宾主配合默契、丝丝入扣、妙语连珠。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辛先生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其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思想转变历史、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投身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起因和苦辛。尽管金主持试图创造一个轻松的气氛，但他的努力却很难奏效。这是因为辛先生的经历，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洋党血腥统治下所共有的充满苦难与危险的历史。
15日下午1时许，辛先生在富丽堂皇的墨尔本艺术中心，向将近200位各界来宾，发表了题为“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的首场《谁是新中国》系列演讲。是次演讲会的主持人是百鸣文化沙龙和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的吕毅先生和《大纪元时报》的肖中华先生。
在演讲中，辛先生首先简要讨论了近代世界的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他指出，专制改良有两个类型。其一是在法国和俄国等君主制度已经垂垂老矣的国家中进行的专制改良；其目的在于预防共和革命，让专制体制得以苟延残喘；而其结果却是诱发了共和革命。其二则是在德国和日本等新生君主国家内发生的专制改良。这些国家由于刚刚走向君主制与国家统一，尚在蒸蒸日上之期，再加上吸收了近代政治的部分进步内容以为满足强国之需，因而能够改良成功，形成改良型专制体制，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天皇统治。
辛先生讲到共和革命的两个结果，一是君主立宪，也就是虚君共和，例如英国；另一就是直接共和，例如法国。法国革命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君主立宪。但由于路易十六意图复辟国王的专制，结果导致革命再次爆发，彻底推翻帝制，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无论哪个结果，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均为革命之所赐”。
接下来，辛先生讲述了晚清专制改良的起因、历程及结果。晚清改良的起因是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造反，外有列强欺凌。当时的中国正在走向专制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而改良的历程则分为两度。首先是变经济之法，即1865年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其思想是富国强兵；其内容是大办军、民工业；其正面成就远非中共的改革开放可比－－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现代电信、交通、军工、制造、采矿等工业从无到有，商品市场初具规模，社团、报刊遍布中华大地，年经济增长率更曾达到20%以上；但由于政治改革阙如，其负面后果却是无可救药－－特权扩展、夺民之利，严重的贪污腐化导致极度的贫富不均；最终是中日甲午海战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失败。
为了挽救大清，在光绪的支持下，清廷也曾试图变政治之法，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由于危及到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特权，触痛了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变法只行“百日”就被腰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1898年至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叛乱、辛丑条约签订，西太后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于西安下诏再次变法。其手段为诱以立宪改良，其用心实为扑灭革命。正是由于朝廷拒绝政治改革，终使大清走上覆亡的不归路。
辛先生接着讲述了孙文的共和革命。他首先指出孙文革命兴起的原因有四：外有欧风美雨吹之，内有王朝腐败逼之，史有变革天命之正统观念，现有变法失败、变制不通－－唯革命一途。正如徐锡麟所说：“凡是假改良，必来真革命！”
孙文革命的理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目标是建立亚洲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而其颇富戏剧性的历程则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84-1900的天下同弃，到1900-1905的始有追随者，再到1905-1911的天下共拥。孙文革命的方式是武装起义在先－－此为历史与时代条件所决定，批判保皇改良、宣传共和思想在后。
孙文革命的伟大成功之处在于，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专制统治，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大中华民国是我中华民族自己的国家。她不仅是民族的传承，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的结合。大中华民国乃是真正的新中国。孙文革命完成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
在演讲中，辛先生表示三民主义没有过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迄今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辛先生还将中共的改革开放与晚清的改良相比较。邓小平先生曾说：“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如果不是纯粹的无知，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如辛先生所阐述，改革不仅中华民族的先辈曾做过，在世界各国也是屡见不鲜。辛先生表示，以史为鉴，此马列洋教专制政权既然拒绝政治改革，就必然为再一次革命推翻，最终走向灭亡。
整个演讲历时约一个半小时，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结束。辛先生在稍事休息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回答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听众关于李敖现象的问题时，辛先生总结道：“李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威权民主的怪胎，台湾社会的毒胎，红色中国的恶胎，民主自由的死胎。”这个精辟的回答，再次引起听众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答问结束后，辛先生为购得《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听众签名和与各界朋友合影留念。
辛灏年先生题为“内忧外患与走向共和”的《谁是新中国》系列演讲第二场，将于明日晚七点假布里斯本市Griffith University大学举行（M23 Auditorium, Griffith University, Mt. Gravatt, Messines Ridge Rd., Brisbane, 联系人William (07) 3388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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