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上海杀人事件(上)

作者:徐恩曾 发表:2005-10-09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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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扛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我派人赴沪迎接顾顺章眷属的事情失败之后,仍继续多方打听顾的眷属的下落,顾本人更是焦急,不时与新近破获的自新共产党谈话,查询消息,结果总是失望。但有一次当他看到被捕共产党中有一名叫王竹友,以及他的相片之后,忽然高兴的叫起来,兴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说:“我的家眷有了消息,这个人一定知道。”他取去王竹友的相片给我看,又补充作说明:
  “此人的真名叫王世德,江苏松江人,四十馀岁,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他是我的助手,担任科长,也是常到我家里去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于是我立刻发电到上海,将王竹友带到南京,这是一个外表很老实的人,好像一个旧式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绝想不到这样一个人是在担任着杀人不眨眼的赤色特务工作。当由顾顺章和他单独谈话,谈过之后,问他结果时,顾颓丧的回答:“他说自我出了问题,他也被隔离起来,直到最近才恢复自由,□知道我的家眷已被共产党监视起来,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样不得要领的问答,延续了好几天。我的一个同事K君,忽然想起这个王竹友,是他的小同乡,且是教过他书的小学老师,遂自告奋勇去和他谈话,据K君事后对我的报告,他和王竹友的谈话是从叙同乡谈起,漫谈他们故乡的风物、回忆小学时的往事,谈到他的家庭和亲友的近况,这样轻松随便的谈话,先使他心理上的紧张戒备状态自行解除了,不知不觉中把他的情绪引到另一方向,使他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所敬爱的亲友,想起他的出世之后尚未见过面的孩子,于是他不由流露出对家人的悬念和内疚的心情,他承认这几年来为了“革命”工作,丝毫没有照顾到家庭。过去,在共产党魔术的催眠之下,成日成夜的“工作”、“工作”,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过,如今换了一个环境,经过好几天的静思,一经有人点破,于是往事如梦景般地在他的心头掠过,表现在他的面部的,是润湿的目光,和轻微的叹息,这是一个共产党徒恢复人性的开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K君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进行突击,对他说:
  “那么,你现在作何打算呢?为共产党牺牲呢?还是回头是岸,和我们在一起呢?如果愿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是最表欢迎的一个,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本人的一切经历,可以使你相信,我不会出卖你、欺骗你,再就利害关系说,我们不必谈什么理论或政治形势,就以你过去的工作以及与顾顺章的关系而论,即使我们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仍相信你吗?”这样的劝解很有效果,王竹友表示愿意接受建议,考虑“转变”。第一次谈话,至此暂告结束。跟着,为他迁移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即顾顺章居住的地方),在更和谐、更轻松的气氛中,由K君与王君继续与他谈话。终于王竹友表示诚意“转变”了。并且对顾顺章说出衷心忏悔的话:
  “请你原谅我,这不是我的罪恶,我是奉命执行的,在我们得到你的“转变”消息之后,周恩来立即召见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统统解决。”
  这一不愉快的消息,顾听了虽然感到一阵难过,但并未引起突然的刺激,因为后果早已在预料之中,王竹友的话不过予以证实而已。同时,彼此都深知共产党特务手段的内幕,对王竹友的“身不由己,奉命执行”的实情,顾顺章,更充分谅解,反而安慰这位新战友不必介意。王再一次受到感动,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当即说愿亲自到上海去发掘□体。
  一天之后我派K君偕同王竹友和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一同到上海去办理此事。由王竹友的引导,先到法租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那是相当僻静的住宅区,全弄有十馀幢西式住宅,□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馀都是空房。十一号这一幢,也是无人居住的空宅,进门一个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过一丈见方,长满着杂草。那是一个晚上,我们用手电光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王竹友则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说□体就在下面。因为天黑不便动作,并且即使要发掘,对租界方面也必须事先办好交涉,于是回到旅馆去休息。
  回到旅馆后,K君对于察看地形的结果,存着极大的怀疑,不相信这一方寸之地,竟能活活地埋葬了八条人命,于是提出一连串疑问,提醒王竹友说:
  “这可不能开玩笑!王先生,这样小的院子,如何埋葬的了许多人?再说埋人也不是片刻可以完事,难道邻居不会发觉?挖出来的泥土又到那里去了呢?这里的房屋建筑,都是同一型式,你不要弄错门牌的号数?万一错误,岂非天大的笑话?”
  但是王竹友非常肯定地回答:
  “地点绝对不会错,那天埋人之前,挖土的时候,我们说是种花,泥土嫌多,所以挑些出去,等到一切就绪,再行动手,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天,由K君出面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提出派员会同发掘□体的要求。法租界当局同样认为此事的超越常理,经派人实地视察之后,向我们提出左列的难题:
  一,如无事实发现,则法租界当局的名誉损失,应予赔偿。  二,此事传扬出去,影响房屋的出租机会,如房主人要求赔偿损失,如何应付?    这二点K君一口答应愿负完全责任,事情总算可以进行了。然而经此往返洽商,消息被新闻记者探听去了,到了发掘那天,上海各报都大字标题刊载:发掘共产党特务杀人埋□的惊人新闻。因此,那天清晨,甘斯东路爱棠村的周围屋顶和树枝上不知挤满了若干人,成千成万抱着好奇心的市民,都想亲眼看看共产党杀人的残忍手段,究竟是那样一回事。这一场面,更增加了这件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
  发掘工作自上午十时开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滑过,一切无动静,K君等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沉重起来,万一无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时之后,挖掘约两尺深,□发现一枚牙齿。
  “这是大牙呀!那里是人的。”周围的观众这样嚷着。挖泥的工人也不耐烦起来,□里□嚷着“没有”、“没有”。但是王竹友仍非常镇静,他坚持非挖到叁、四尺深不能发现。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泥土忽然转松了,而且有殷红的湿迹,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现了一个洞,洞中飘出一阵□体的腐烂气息,令人作呕,土工们嚷着“下面有东西”。一个工人伸手进去,登时脸色都变了,结果带出一条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观众,不期然地同声叹息着:“共产党真是……”K君等立刻松了一口气。
  于是轻轻地耙开浮土,四个赤裸裸的□体,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个人颠倒捆成一扎,一个的头颈和另一个的两脚捆扎在一起。这显然是死后捆扎的,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看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体,不觉泪不如雨。
  “那是我的姊姊,那是我的母亲,那是我的父亲,那是叶小妹。”他对着□体一个个地指认,旁观的人鸦雀无声地欣赏共产党特务这一“杰作”,莫不咬牙痛恨,而对顾顺章一掬同情之泪。第二天的报纸,更详细地记载发掘的经过,并附有多幅照片,于是,共产党杀害人命的残暴罪行,初次大白于天下。
  顾顺章被害家属的一部分□体发现之后,根据王竹友的指认,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续从事发掘,由于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租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叁、四十具□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竹友等所干的成绩。
  现在是租界当局向我们提出要求了,因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连续不断地被发掘,这对于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能力,实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连日经过在沪的各国新闻记者的报道,此事弄得举世皆知,这对于租界当局的名誉自属不利。因此,他们向我们要求迅速作一结束,不要再继续发展了,他们提供的报答是:今后我们在租界方面进行防制共党活动的工作,将获得他们的全力协助,我们因任务大部完成,当时就同意了这个“君子协定”。
  上述的叁、四十具□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馀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
  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叁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
  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叁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永,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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