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10-05 19:19:00作者：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
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
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