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来看如果张艺谋如大陆网友所言“比较有个性，正义感未泯”的话，就不可能既媚俗又媚共。如果张艺谋真的因媚俗片《菊豆》被禁演，就转而拍媚共片《英雄》的话，只能说明他既缺创意，又没道德。我持的标准或许太高，那么，不妨采用那天也在研讨会上主讲的学者仲维光的标准。仲维光认为，一个人如果智力和道德没问题的话，应该能在３０岁时，不再与中共同流合污。张艺谋拍《英雄》时，不是已５０岁了吗？
我的标准高，是因为我今生只有仰高之情，而无俯就之意。同时，我也深知，电影电视也好，书籍绘画也罢与个人品德和社会风气互相影响。正好获悉“张艺谋的黄金搭裆” 巩俐已堕落到表演手淫的地步，所以，我想再谈谈我对五四后崛起在中国文艺界的“新女性”的看法。
五四“新文化”中产生的红星
我对江青的第一印象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上小学的我在家乡雅安市中心的一个橱窗里看见展示的连衣裙被宣称为由“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设计和提倡。不久，一位小伙伴惊诧地告诉我“粉碎了四人帮”，其中有我们刚哀悼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爱人江青。接着我就读的小学也被迫开展对“四人帮”的大批判。我当然不知如何下笔，于是，请大哥代劳交差了事。
１９８０年，审判 “四人帮”时，我得以从电视上目睹被告席上的老妇拒不认罪的场面。身为中学生的我不懂审判之意义，不知我也会唱的红色样板戏由江青一手“抓起”，更无法相信这位没女性特征的被告居然曾是女明星，因为江青被指控在三十年代与另一位女明星王莹（１９１５－７４）争演《赛金花》不成便怀恨在心并借文革之机将其迫害致死。
一直到我学成却归不了国后，在科隆大学的东亚系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和中共史料时，才发现江青（１９１４－９１）其实是被五四“新文化”毒害的“新女性”。
中华文化顺乎人性将人际关系分为五伦，定出五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ｅ，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从《红楼梦》到《三国演义》，从《李慧娘》到《赵氏孤儿》等经典文艺无一不宣扬“仁义礼智信”、“温良公俭让”等伦理和善恶必报的天理。在中国正统文化中，婚姻是终身大事，有一套相关的礼仪，讲究门当户对，明媒正娶，结婚时要先拜天地，再拜父母，然后才夫妻对拜……在父母主导下缔结了美满婚姻的儿女数不胜数，比如宋朝的李清照和当代的林徽音。
然而鲁迅等五四旗手由于懦弱，成了寡母的牺牲品，便把自己的私怨，发泄为对中华文化的不满。他们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五四“新文化”，传播“人是猴子变来的” 所谓西方科学。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其话剧《玩偶世家》也被他们利用来反中国传统。可惜再好的精神食物到了这批五四人的笔下都变了质。
鲁迅《伤逝》（１９２５年）的男女主角也读易卜生，敢于私自同居，但很快男主角便嫌弃女主角。女主角被父亲领回家死后，男主角为此而悔恨而作《伤逝》，并在末尾表示 “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然而，娜拉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无私地为丈夫排忧解难，在发现丈夫说谎，意识到自己是其玩偶后，敢于离家出走。就是说真诚善良勇敢是易卜生精神或曰娜拉精神，与虚伪奸诈怯懦的鲁迅精神背道而驰。
１９２７年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终于开始着手清除共产国际的邪恶势力，毕竟共产主义在欧美都象恐怖主义一样遭到各国政府围剿。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暗中渗透中国文艺界，千方百计发表和公演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赤色文艺作品，大肆赤化缺乏教养、不信神佛，不满现实的“新青年”。为此，中共在三十年代还特意成立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等由中共秘密操纵的各种民间组织，让国民党当局防不胜防，难以对付。
如果鲁迅在二十年代不离婚，却和学生许广平同居为社会公德所不齿，还象《伤逝》中的男女主角因不明媒正娶，而私自结合得承受各方压力的话，那么，江青长大成人时，鲁迅们已为她营造出可以随便与异性同居的五四“新文化”。
正是在这种名为反封建实为反道德的“新文化”的怂恿下，俞珊才敢违背大家闺秀的美德，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而成为最早的红星之一。在《呐喊》中长大的江青于１９３３年因与俞珊的弟弟同居而入党。这对新青年对着红旗发誓要把生命献给共产恐怖事业时都只有１９岁。
在中共笔杆子的哄抬和吹捧下１５岁就被诱骗入党的王莹和江青都在绯闻中成了“闪闪的红星”。江青还曾饰演娜拉，也曾弃家而去，害得痴情的唐纳两次自杀未遂。然而当江青在１９３７年到达中共在苏共的操纵下通过武装暴动割据的苏区后，不过一年便成为毛泽东的玩偶。
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在里通外国的“苏维埃政权”下江青不成为玩偶，似乎没有出路。发表《三八节有感》为女性鸣不平而遭打压的丁玲（１９０４－８６）就是一个佐证。
比江青大十岁并比她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丁玲位居毛泽东公开为之题过词的三女之首。丁玲被称为文小姐与武将军，杨开慧是骄杨，而江青则被喻为仙人洞。丁玲１５岁时就参加了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她在与瞿秋白同居的女友影响下抗拒包办婚姻而到上海、北京等地追求新生活。象别的新青年一样，丁玲也是鲁迅迷，并因此在１９２５年写信向他求助。鲁迅没有帮她，但鲁迅迷胡也频却对丁玲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私自同居。
丁玲１９２８年左右，发表可以看作《上海宝贝》之先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此同时，丁玲对地下党员冯雪峰一见钟情。难怪熟悉丁玲的沈从文（１９０２－８８）认为她受 “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胡也频则被鲁迅和冯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动，招致杀身之祸，成为鲁迅笔下的“左联五烈士”。
被欲火和怒火烧得头脑发昏的丁玲则于１９３２年正式投身共产革命，并与另一地下党员冯达同居。在他们的革命活动被发现后，国民党试图感化丁玲这位赤色作家，将他们与世隔绝。当丁、冯在软禁中过着悠闲的夫妻生活时，冯雪峰、沈从文等各方人士积极营救，发表文章纪念丁玲，抨击政府，让国民党失去不少民心。１９３６年，丁玲被释放后，抛弃冯达，投奔被正人君子视为匪区的“革命根据地”。
丁玲反感中共领导人比如瞿秋白等对待妻子的“封建气味”，不当玩偶，要当红军。岂知红军乃中共领导的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的队伍。果然在苏区不过几年，“文小姐” 便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变成一个皮肤粗躁、身材矮胖、声音洪亮、健谈豪饮，烟瘾很大，让记者难以相信是女性的匪首！并且她也象男性匪首一样与一位比她小十多岁的下级结成革命伴侣！幸好她是毛泽东的“文小姐”，否则，丁玲也会象另一位鲁迅迷王实味（１９０６－４７）等别的书呆子一样因自由言论受到酷刑折磨并被处死。
而甘当玩偶的江青虽然也穿上了军装，并时常被毛泽东当着侍从的面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剥削阶级作风”等中共术语加以训斥，但战争年代的江青则依然保持了女性的魅力，直到中共夺取政权后被新的玩偶取代而成为党性的代表。
江青、王莹和丁玲等一系列红星堪称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红色娘子军。王莹还与共特谢和赓于１９４２年以留学的名义被派往美国，为中共统战，骗取了包括赛珍珠等反共作家在内的各界要人的信任。一直到１９５４年底他们的假面具才被美国有关部门揭穿，并因此入狱，于１９５５年被用来交换因抗共援韩而落入中共手中的美兵。
这些本来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因为忘了传统道德，都在“新文化”的诱导下，迷上共产党员而投身共产革命。她们中有的为中共出卖肉体，比如奉命做杨虎城之妾，有的为中共出卖人格，比如奉命当日本汉奸，有的向中共出卖亲友，比如奉命当中共特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是谁，不管他是否能意识到，只要他违背了天理人伦，便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因而这批“新女性”到头来多失去了自我，女性和头脑。江青在公审时表示她是毛的一只狗，毛让她咬谁她就咬谁并最终以自杀结束此生。丁玲在１９５５年就被打成反党分子，在被残酷地迫害了近三十年后，还相信共产党，感谢毛泽东。不过当她在弥留之际时，却想起了佛，并想当然的以为自己会成佛。这位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中共笔杆子不知她今生的所作所为不导致其下地狱就不错了！
江青和丁玲还有一个共同点，老来都试图掩饰自己“性解放”。文革时，知道江青底细的人全部为此遭到迫害。其中王莹在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后，便开始坐冷板凳，文革时则开始坐牢，并被害死在牢中。丁玲则在复出后，不去找整治她的帮凶周扬算帐，却把矛头指向帮过她的旧友沈从文。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因为这位老好人在丁玲当年被软禁时曾真实地记述了他眼中的女作家和其革命伴侣，并表达了对共产革命和赤色文艺的反感。沈从文在１９４９年大陆沦陷时自杀未遂，从此被迫改造思想，在中共的暴政下苟且偷生。
与丁玲、沈从文同乡的谢冰莹（１９０６－２０００）则比他们幸运。
谢冰莹出身在家中有藏书楼的书香门第。“平生崇孔孟，守拙归田园”是谢家的祖训，然而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谢冰莹抗拒包办婚姻，争取男女平等，因而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生和北伐战争中罕见的女兵。
好在谢冰莹在抗日战争时期幸会一位在教会任要职的“抗战丈夫”。想来这位丈夫是基督徒，总之，他用爱感化了这位本属红色娘子军的女兵，与之组建了“女尊男卑”的家庭，并于１９４８年随妻去了台湾。
谢冰莹晚年否认自己曾是左联成员，但有文章透露丁玲当众讲过谢冰莹为左联效劳的事迹，而且她在鲁迅去世时，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此文与中共用来抹黑中华民国，吹捧鲁迅的宣传品区别不大。最好笑的是谢冰莹居然在文中称：在鲁迅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鲁迅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就是说，谢冰莹即使不是左联成员，也是一位鲁迅迷。否则，她就会发现鲁迅和郭沫若乃一丘之貉，都是才子加流氓！
当丁玲在高抬鲁迅的红色中国被劳改，被囚禁，被批斗时，谢冰莹得以在祭祀孔子的中华民国当教授，搞写作，供佛像。谢冰莹在１９５６年经历了神迹后皈依佛门，并发表过不少相关作品，比如《金山活佛神异录》序。谢冰莹的好友苏雪林（１８９９－１９９９）则在１９２５年就成了天主徒，曾翻译过天主教圣女的自传《一朵小白花》。这两位文坛长青树都是台湾怀乡文学的名笔。她俩的著述也向我们透露了１９４９年前大陆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中共偶像鲁迅和郭沫若的恶劣行径。
郭沫若象鲁迅一样让原配独守空房，自己则在外引诱象他们一样不守传统道德的新女性。可悲的于立忱（１９１２－３７）也象许广平一样与有妇之夫偷情。然而当这位女记者怀了孕后，郭沫若却不愿象他在追求新欢时承诺地那样离开与他同居多年并有孩子的日本女人。在于立忱打胎并自杀后，郭沫若无耻地发表文章，试图嫁祸于郁达夫。更可耻的是他居然借悼念之情勾搭上死者妹妹于立群（１９１６－７９）并为此抛弃了那位不听父母劝告的日本女人及其孩子们。于氏姐妹栽在同一个流氓手上并双双以自杀结束生命真乃举世罕见！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听父母劝告而与浪荡才子私奔的卓文君。但卓文君不仅有识英才的慧眼，还有在司马相如心花时作《白头吟》令其翻然悔悟的天赋。没有慧眼和天赋的女人当以于氏姐妹为戒！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统治下拍摄的红色电影的经典，为中共获取民心，颠覆中华民国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劳。可惜观众们不知片中男主角那样的负心汉非毛泽东或郭沫若等中共匪首莫属。而陈立夫兄弟和判处毛泽民死刑的国民党高官多是崇尚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即使是蒋介石也在和宋美龄结婚后，与之白头偕老。不过，不知珍惜中华民国而认贼作父的郑君里和白杨等红色文艺人无一例外地遭到报应，郑君里甚至惨死在牢中。
中共被迫给大陆同胞松绑后，谢冰莹的部分作品也得以在大陆出版。但作者不曾回大陆，毕竟她能获知中共的罪恶，更何况她和前夫生的女儿于１９６６年在大陆因母亲在台湾父亲是右派而被迫自杀。
在大陆时我只知谢冰心，出国后才知被中共取缔的谢冰莹等别的女作家。把冰心与她的同代女作家一比，就能看到她的幼稚与浅薄，也因此她能被中共统战，被周恩来夫妇骗一辈子。
（原载《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