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大动乱使中国通向何方？

近一年来，中国的示威、抗议、骚乱急剧增多，重庆万州、四川汉源、广东揭阳、云南砚山、安徽池州、浙江新昌、湖北大冶、江西南昌……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万人抗议、示威，甚至骚乱。北京把这些事件统称为“群体性抗争事件”。从趋势来看，遍布全国各地的一次又一次抗争、骚乱，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迟早会酿成一场大动乱。

快速现代化引发动乱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快速现代化往往会引发动乱。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经济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然而，不断持续的繁荣并未使人民心满意足，反而到处鼓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而人民不满情绪最沸腾的地方，正是国内经济状况改善最大的地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与人们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成正比，而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在现代化过程中，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会使人们普遍产生社会挫折感，从而促使人们力图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施加巨大压力。如果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就易于引发动乱。

政治制度化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社会中有不同利益的人们的要求，要有一个制度化的渠道得到明确、有效的表达。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化的渠道，使各种意见、各种社会要求可以得到表达；选举、代表制度、议会、听证会也是制度化的渠道；合法的和平示威、抗议也是制度化渠道。然而，最重要、最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就是政党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现代化中的政治稳定，有赖于政党力量。政党是组织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是不同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的汇集器，是不同社会势力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正是政党政治，才是暴民政治和专制政治两者的替代物。所以，只有通过政党政治，使政治制度化不断提高，才能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中消除大规模的动乱和暴乱，才能避免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匈牙利、波兰以及台湾，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靠的就是政治制度化。

和平示威不等于动乱

中国“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遍的贪污腐败和没有法治。拿两极分化情况来说，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最贫穷的百分之十的人口所占的财富仅为百分之一点四，银行中百分之六十的存款掌握在百分之十的存户手中。要减少“群体性抗争事件”，必须把“议会”外的抗争，通过政党的汇聚，转变为议会内的抗争。

把抗争与骚乱的原因归结为某种意见的传播，这是本末倒置。在不同政党能够汇聚民众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前，减少动乱的办法，是疏通而不是堵塞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有效的、良性的沟通，有必要了解和学习法治良好的国家是如何对待和平示威与和平抗议的。今年七月，八国集团（G8）峰会在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鹰谷酒店举行，抗议示威者来自世界各地，英国警方早已作出安排。英国不是禁止示威、不是禁止示威者表达意见，而是作出妥善安排，为示威者表达意见，并作好防止一切可能骚乱的准备。香港警察不大有处理大规模冲突的经验，因为今年十二月中旬世贸部长级会议将在香港举行，估计有二万名示威者到香港抗议，为此香港警方早就派出警察到爱丁堡实地观察，学习用法治的方式对付示威者。中国大陆内地尤其可以学一学香港是如何把合法的和平抗议、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的。

把和平抗议与和平示威与动乱加以区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专门探讨了政治转型中的“暴力现象”。他说：“不论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总是暴力的温床。即使是示威的主要发起人持温和理性的态度、并信守非暴力主张，但是不可避免地，有些参加示威的人易于感染暴力气氛。激进分子利用示威活动作为掩护、和保护性的支持，而向警察和政府的车辆投掷石块或汽油弹，而且，有暴力倾向的团体常常会从游行队伍中脱离，并对政府的目标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场和平的示威，可能、而且常常给了警察很好的藉口以采取暴力手段。总之，群众的抗议有时（一）不慎而酿成暴力，（二）给予激进分子施展暴力的机会，（三）给予政府中的保守派使用暴力的机会，（四）给予保守派特务攻击警察的机会，好让政府有理由向反对派施加大规模的暴力。”

中国大陆与香港不同，更与爱丁堡不同，面对和平抗议与和平示威中偶发性的、小型的暴力现象，中国一些城市当局或北京的一些领导人往往会有意夸大，为大规模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制造藉口。在一九八九年，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认定天安门学生的和平示威与抗议不是“动乱”时，邓小平却不愿区分，对和平抗议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

暴力镇压的两种后果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一种古代和中世纪现象，不过在农民人口占多数、交通和信息传输不发达的中国，这种大规模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还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共产党革命。在快速现代化阶段的国家，代替农民革命的是城市的示威、抗议、骚乱，甚至“街垒战”或“巷战”。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已不是农民革命，而是城市中的大规模游行、构筑街垒、与政府军展开“巷战”。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发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大变革，许多都采取了城市的、群众性的示威、抗议形式。亨廷顿说，“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即使有暴力现象，大多数也是“低度的暴力”。

在最近三十年中，对和平示威与和平抗议采取残酷镇压的最典型的事例有三个：一是一九七六年南非的索韦托（Soweto）事件；二是一九八○年韩国的光州事件；三是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索韦托一万余名黑人学生示威抗议，反对政府实行“班图教育法”，反对把南非的荷兰语（阿非利加语）作为黑人中小学的教学用语，遭到警察武力镇压。在三天内，学生被打死九十七人，伤一千一百余人。镇压激起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整个事件被警察开枪打死的民众达六百一十八人，伤五千余人。韩国光州事件被打死的学生和民众有一百九十一人，伤八百五十余人。同北京天安门事件一样，韩国军事首脑全斗焕先是颁布戒严令，后是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镇压。与光州事件相比，北京六四大屠杀死伤人数更多、更残酷。

大规模的、足以造成全国性影响的暴力镇压在不同国家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后果，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最为典型的有两种后果：

一是大动乱导致军人接管政权，实行公开的军人专政，在两极分化与政治腐败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政府频繁更迭；

二是面对大动乱，经过局部的冲突，军队和警察倒向民众，发生和平变革或和平革命。

当然，还有其他多种情况，如最高领导层的大改组，使大动乱得到暂时缓和。

第一种情况在拉丁美洲较多见，这就是“拉美化”。第二种情况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欧苏联大变革和近几年来在吉尔吉斯、格鲁吉亚、乌克兰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这种变革往往是本国或邻国前一次大镇压、大屠杀在记忆犹新情况下出现的现象。

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对英国内战记忆犹新情况下出现的。法国“第三共和”是对梯也尔政府的大屠杀记忆犹新情况下出现的。韩国人民无法忘记“光州事件”，使得后来的政府不敢使用血腥暴力对付民众的和平示威和抗争。不论北京如何淡化“六四”，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对那场大屠杀的情景记忆犹新。“六四”不仅使北京为维持“共产党领导”而走上苏东一样的“非共产主义化”的道路，而且使北京在对“六四”记忆犹新的情况下不敢重蹈“六四”的覆辙，除非军人政权在北京上台，实行公开的军人专政。面对抗争、骚乱频仍，一些“少壮派军人”积极介入政治，发表种种危言耸听的言论，这与许许多多国家在军事政变前出现的情况一样，是为军人专政准备舆论和开辟道路。

民主不可能在暴力中产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解除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后产生的。正像十九世纪清王朝末年进行的“洋务运动”一样，现在中国进行的是一场规模更为宏大的“新洋务运动”。新旧洋务运动都是在维护王朝专制统治下进行的自强运动。旧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破产，新洋务运动因今日中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获得暂时成功。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重大原因。在清王朝末年，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戊戌维新。在当代，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六四”屠杀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就没有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为维持“一党专政”而主动推行的私有化和非共化，也就没有非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化”。中国的民主化同样不大会凭空发生。

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不同于上两个世纪，中国不会再有太平天国式借助于宗教的革命，也不会有共产党式的农民革命；军阀割据和混战，在信息化时代，不会再在中国重现。只要是暴力革命，不论是否以“民主共和”为口号，都不可能为中国带来民主。民主制度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建立，舍此别无他途。民主不可能在“大规模暴力”中产生，民主也不可能在军事政变中产生，更不可能在武力统一中国中产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后一个世纪的曲折反覆，中国的民主化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最好的道路就是防止军人专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而政党政治的第一步，就是学习香港，如何把和平抗议、和平示威与大规模的动乱区别开来。

中国只有民主化才能和平崛起

面对大大小小的抗争和骚乱，如果北京与中国的地方官员只是迷信“防暴警力”，如果中国宁愿通过新闻控制的办法，切断国家的“感觉神经”和“外周神经”，那么，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抗议、示威、骚乱势必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动乱。许多国家只要经过一次大灾难就能吸取教训，难道经历了“六四”大灾难的中国，还要再经历一次大灾难才能吸取教训吗？在一般情况下，大变革不会凭空而起，因为人们没有普遍意识到需要变革。然而，经历了“六四”灾难又面临真正大动乱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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