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共战争史中的 “斯芬达克斯问题”
共产党到底靠什么取得天下？似有定论。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抢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副主席也说：不论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要抓枪杆子和笔杆子。那么根据最高指示和次高指示，不是可以得出共产党是靠枪杆子或枪杆子加笔杆子夺取天下的结论么？
其实不然，难道国民党蒋介石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吗？何况毛泽东的抓枪杆子还是从他的 “先生” 蒋介石那里学来的。再说，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曾被毛泽东许为同志的英雄好汉不也抓过枪杆子吗？可见抓了枪杆子，甚至再抓一把笔杆子，也未必就包打天下！
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夺取了天下呢？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了我，本刊有位 “长期读者”也有 “中共没有与日军作战，只有一些逃亡老兵的没有战争经验的部队，能在短短的四年中打败了用美装备的四百万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为什么”的疑惑。最近读了黄仁柯先生写的《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凡引用本书，只注页数) 之后，豁然开朗， 让我多年无??的 “斯芬达克斯问题” 有了答案：原来中国共产党是靠特务间谍打败了国民党，我建议这位 “长期读者”也读读这本书。
这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事。《沙》是一部内容栩实的现代史，一部生动无比的国共战争史，更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情报作战史，一部内容丰富的间谍百科全书和一部趣味盎然的特务教科书。那么，中共怎样用间谍打败国民党？只需看看所谓 “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就一清二楚了。
辽沈战役。潜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身边的少将军需署长汪维恒是中共秘密党员，是沙家老四中共 “情报福将”沙文威手下的“红色间谍”。1948年５─6月，汪维恒到河北、东北视察，回到南京后，立即把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两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完了，歼敌的战果觉与汪某提供的情报几乎完全一致。(p288)
淮海战役。在国军联勤总部任中将视察员的张权，原来也是中共特务。当淮海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沙家老三沙文汉指挥下，以联勤总部检查团团长的名义飞往徐州、济南、南京视察，不露声色地窃取了国民党参谋总部的作战地图。不久，这张烫着 “绝密”火漆印记的作战地图便挂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作战室里。(p325)
三大战役，沙家兄弟包办了两大战役。平津战役虽与沙家兄弟无直接关连，但仍是□力于间谍特务。国民党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傅作义拥25万精兵却不战而降，是由于他女儿傅冬菊、部下邓宝珊向他下了说词。傅冬菊是中共党员，邓宝珊早在1921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晓冲：《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p463─471，夏菲尔出版社，2003年，香港)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出神入化，无往不利，您不服气行吗？
二，靠间谍特务起家的共产党偏偏患了间谍特务恐惧症
上述沙文威、沙文汉就是《沙》中所写的沙孟海兄弟五人中两个。沙家五兄弟都是人中龙，都是有才华、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精英分子。他们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他们作了雄武悲壮的演出，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话题和沉思。沙孟海是二十多岁成名的大书法家、书学家、古文字学家，凭自己的才华学问道德，受知于陈布雷、朱家骅、蒋介石，被蒋誉为 “宁波才子”，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中央大学秘书、教育部秘书、蒋介石侍从室秘书、蒋介石家谱《武岭蒋氏宗谱》编纂人、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政训班指导员等职务，成了接近中枢的机要人员，可谓 “圣眷宠隆”。沙孟海本人虽不参与政治，但他的四个弟弟都是中共党员，他实质上是中共间谍的保护伞，他两次把四弟沙文威介绍到国民政府要害部门，为中共间谍窃取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这种唯才是用、不搞株连、不讲成份、不审干和不抓特务的做法，让共产党大钻其空子，而屡遭失败，直至最后丧失了政权。而共产党正反其道而行之，从井岗山开始、到延安，再到北京，就一路大查特查、大杀特杀！唯成分论、搞阶级灭绝，一个犯罪、九族株连，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帽子满天飞，宁可错杀一千、决不错放一个。结果，和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和军队到处都有共产党的特务间谍相比，延安在 “没有一个 (国民党的)内线” (《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转引自李锐：《李锐反 “左”文选》) 的情况下，在整风抢救运动中却抓出了几千个特务、叛徒，杀死、整死、逼死了不少人，原来都是假的。延安如此，各根据地亦如此。
建政前如此，建政后还是如此。从1949年以来连接不断的暴力土改、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审干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到文革中之横扫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再到文革后的一打三反、这个严打那个严打，实际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杀俘、杀降、杀嫌疑运动，每一次运动都要大开杀戒、按比例杀人，即每一次运动都是一次杀人比赛。例如因遭毛泽东迫害而备受同情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黄克诚之流，双手也同样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杀了五十多年，杀到今天，到底杀干□了没有呢？好像还没有。“贼喊捉贼”和 “做贼心虚”这两个成语，实在含有非常深刻哲理。一个做贼的人，他一定把周围的人都当作贼；因为他的东西是偷来的，他就害怕别人也来偷他。一个靠搞鸡鸣狗盗而窃取国家政权的流氓团伙，它自然对间谍特务之类特别敏感，而终于患上了 “间谍特务恐惧症”。出身爱国阵营又一向爱国的程翔先生，不是又被当作间谍抓起来了么？
共产党特务的弟弟被当成了国民党特务
沙家五兄弟除大哥沙孟海外，其余四个都是中共党员。老二沙文求21岁入共产党，先在上海大学后转复旦大学，再奉组织命令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了1927年12月 11日由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人按共产国际指令而发动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四岁，罪名是 “共匪逆要”。沙文求从小好学，钟情诗书画，是少林武术高手，尤喜兵书，文章也写得好。他本来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个学问家、书画家，或者成为抵御外敌的良将，不幸却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中。
老五沙文度，更是少年英雄，14岁加入CY(共青团)便担任了家乡沙村的农会干事，因1927年国共分裂险遭杀害，便由大哥带到上海读书、学画，几年间画艺大进。本可做画家的他，却选择了革命。1938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同年末到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部，1939年成为中共党员。正当他以为“抗战的第二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1939年3月11日致孟海重叔二位老兄信》) 的时候，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一夜之间变成了 “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朱家骅秘书、四哥沙文威是 “中统特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于是沙文度成了不 “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从部队押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当沙文威在武汉情报站时的顶头上司、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卫部局长的周怡发现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时候，沙文度已经在折磨和恐惧之中精神崩溃，释放不久“溺水”而亡，伏尸延河岸边“一处毫不起眼的沙滩上”，终年32岁 (P237--252)。革命吃掉了自已的儿女，沙文度仅仅是千千万万冤死鬼中的一个。
沙文威加入CY并成为CY宁波地委组织部长时，还是个稚气未退的十五岁少年，但因奉命煽动工潮被通缉，十六岁的沙文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36年由留俄同学介绍入南京市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继而堂而皇之地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 “卢山军官讲习团”，亲聆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诚等抗战方略，换清了当局 “不向共产党进攻”的底牌。1937年沙文威在大哥沙孟海介绍下，转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属下、以朱家骅为主任的参事室任干事，于是军事委员会里无数绝密文件便源源不断地到了周恩来手中。沙文威不但在军事委员会内盗取机密，还在里面发展秘密党员(p200--220)。1941年又随朱家骅入中统局。1942年回到上海收集汪伪情报。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文威在沙孟海帮助下再次钻入国民党心脏部位，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在这里沙文威凭着他的勇敢、机智， “在中共的间谍史上谱出了一曲曲壮丽的乐章。”但得意之作却是与汪维恒合演窃取国民党东北和华北大量军事情报之一幕。(p277--291)
拆掉一个小监狱，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监狱
沙文汉1925年加入中共，也只是十七岁；十八岁任沙村支部书记，同年住鄞奉区委宣传委员，就参与攻打翔鹤潭盐局、税关和奉化县知事衙门的农民暴动。 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被迫与妻子陈修良一起流亡日本，为共产国际际收集情报。1935年回上海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务。领导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地下斗争。而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正是沙文汉夫人陈修良，在沙文汉领导下，陈修良和沙文威等策动了国民党B24飞行大队投共，策动了国民党南京守军九十七师的投共，参与策动了“重庆号”巡洋舰投共等几起重大策反活动；尤其是指挥张权搞到了国民党参谋总部的地图，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放军渡江和南京、上海的 “??放”立下汗马功劳。(P307--333)
为毛泽东打江山，舍生忘死，九死一生，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该是他们论功领赏的时候了吧。错了！中共抢到政权、毛泽东爬上皇帝宝座之时，正是那些为他们卖命的红色间谍特务的灾难到来之日。
先看一段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待土匪的规定吧：“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当年收容了毛泽东秋收起义残部的井冈山山大王王佐、袁文才，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可恨毛泽东一伙刚刚站稳脚跟，就把王佐、袁文才给杀害了；杀人的根据就是中共六大的这一条丧尽天良的 “决议”。对于地方党组织、地下工作者特别是潜伏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的红色间谍特务，在中共党内是和 “土匪”同类，只是利用对象；是绝对受岐视、受贬斥的。 这类人士“不能担任正职”则是堂而皇之的写在红头文件上的。例如陈修良 “??放前”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放后”反屈居组织部长 (而担任书记和副书记的刘伯承和宋任穷，均为毛泽东井冈山旧部) ，再降为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沙文汉虽当了浙江省长，但他不是第一把手；省委书记江华才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而江华也是井冈山牌的。其他省市区乃至中央各部委也大抵如此，其第一把手不是井冈山出身的，也一定是一方面军出身的，再不也得是军队的。高岗的军党论岂是说着玩的！
这在毛泽东，除了疑心他们可能是两面特务甚至多面特务以外，他也不想让他们分享打江山的功劳和坐江山的红利，因为红利总是有限，分享的人自然越少越好；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要掩盖他抢夺江山的下三滥伎俩以及与日伪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黑幕。所以天下初定，就拿潘汉年、杨帆开刀，道理就在这里，结果地下工作者几乎全军覆没。曾混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任少将参议的中共党员葛佩琦、中共派驻张学良司令部的代表刘鼎等都遭残酷迫害而惨死。
由于潘杨案和胡风案的株连，再加上 “一个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进谗，沙文汉终于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 “沙、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彭(瑞林，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孙(章录，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反党集团头子。他的夫人，功勋卓著、战绩彪炳的陈修良也在1958年被载上 “极右分子”帽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p351--366)沙文汉是中共党员右派中，职级最高的一个；他的名字在《毛泽东文集》出现几次，《人民日报》和各省市都有批判他的长篇大论，沙文汉成了当时大陆家喻户晓的 “反面教员”。
革命吃掉了自已的儿子
拆掉了一个小监狱，却制造一个更大、更黑暗的监狱，把自己也关进去了。革命吃掉了自已的儿子，这是当年热血青年、革命志士无论如何也梦想不到的。
1949年5月26日，沙文汉与女儿阿贝(尚之)在上海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时，阿贝曾指着 “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问爸爸：这不怕杀头吗？
沙文汉曾自豪也告诉女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斗了整整二十二年。什么样的苦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难没有遭过？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当着千千万万老百姓大声地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解放了，今后不怕被杀头了！
他怎么能想得到，自己为共产党??斗了几十年，竟一夜间由高级干部变成了共产党的专政对象，遭到比被蒋介石杀头更可悲的下场。被蒋介石杀头只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他成了党的罪人却株连九族。在残酷斗争清算之后，沙文汉于1964年1月2日在贫病中走完了他屈辱而痛苦的人生，年仅55岁。他死后差不多二十年，他的党才给了他们夫妻一张一文钱不值的平反通知书。既无人为这场旷古的冤案负责，也无人向他们讲一声 “对不起”，更没有人对他们一家巨大痛苦和损失作出赔偿，一切都似乎是理所当然。
为共产党争天下建立不朽功勋的沙文威，当年手下不乏少将、中将。建政后只在中央统战部当个小处长。受沙文汉牵连，又被疑为是国民党特务，最后被调到政协当一名副秘书长。(p375 )
大哥沙孟海的两个女儿被残酷的斗争、折磨而死。连为灵隐寺写的匾额上的姓名也被铲去。
共产党卑鄙下流、国民党光明磊落
刊在1987年《人物》杂志上的，由陈允豪、丁兆甲撰写的《沙家五兄弟》一文，被台湾《传记文学》转载时，题目被改成了《老大沙孟海主修蒋介石家谱·地下党沙文汉五兄弟的下场》，老四沙文威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沙·序》中说， “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革命者当然有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但中国的共产党人却大多数牺牲在自已同志的屠刀下、死于自已阵营的明枪暗箭之下，这也值得吗？所有受毛共欺骗的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包括毛的战友同志在内都没有好 “下场”，岂止沙家五兄弟？
沙文威先生说： “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也的社会制必然然会被推翻。”只要承认事实，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场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暴力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并没有从 “革命胜利”中得到过什么，相反，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无疑比革命前更贫穷、更痛苦，现在中国大陆农民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庞大的文盲群体、现代奴隶！中国大陆成为当今第一等的最黑暗、最残暴、最血腥的法西斯世界。这就是沙家兄弟当年是拿了外国的津贴---苏俄卢布(p209)专门来颠复一个并不太坏的国家政权的结果。这结果是与他们当年革命的目的，正是背道而驰。这不但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王任叔在《新奉化》杂志上着文批评蒋介石， “万没想到过不数日，蒋介石竟给王任叔写了一封亲笔函，盛情邀请王任叔 ‘特驾南来，襄我工作！’”(p204)看看后来毛泽东如何对待他的批评者，看看今日共产党对上访告御状者的骄横、无情和凶残，您能不承认你们当年是上了魔鬼的当了吗！？
其次，做为读者我要感谢沙文威先生的忠诚老实，用事实为蒋介石洗脱了共产党 “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罪名。1937年，沙文威混入了 “卢山军官讲习团”，在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中，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日演说。在说到与共产党的关系时，蒋介石说：
“现在有人讲共产党，哪里还有共产党，他马上要改编了，他不向中央进攻，中央也不向共产党进攻，大家都抗日嘛！”(p212)
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也没有说什么要反共的话，而是一心一意地讲抗日。对比起共产党阴一套、阳一套的鬼蜮技俩来，国民党倒是表里如一，即使在高度机密的卢山军官训练团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污秽不堪的东西，比共产党光明磊落得多、也干□得多了！
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唯心史观下，历史曾被 “胜利者”涂抹得面目全非，也给人们带来许多困惑和悬疑。《沙》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史实，我诚意向各位推荐此书。
《争鸣》2005年月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