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 中国的悲怆与张林的呐喊

作者:作者:凌锋 发表:2005-09-01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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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博大出版社的朋友从刚刚寄到的纸箱子里拿出张林“悲怆的灵魂”一书给我。因为张林正在狱中,所以虽然手边许多书在等待着我,我还是优先看它,何况我认识张林。

我知道俄国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悲怆交响曲”,因此我要寻找张林为何要取这个书名。

中国的一位乐评家在介绍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曲》时是这样说的:它深刻地表现了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他不满现实、向往正义和欢乐,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心情,他以极为成熟和发展了的交响乐手法宣泄了内心深处的、难以言喻的悲怆。这部作品是他的传世代表之作。

看完张林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也的确如同上述,只是他不是音乐家,所以无法用“交响乐手法宣泄内心深处的、难以言喻的悲怆”,而是以文字的手法来宣泄。因此形成我在标题中使用的“呐喊”。

但是看完全书,也知道这个呐喊不是他个人的呐喊,而是全国、全民族的呐喊,因为是全国、全民族“内心深处的、难以言喻的悲怆”。虽然张林用了很多文字,但是因为是“内心深处”和“难以言喻”的,因此虽然他因为多次被捕受伤而只能用一根手指打电脑键盘,喷发的创作力使他很快完成这部作品,但是我也感觉到他的意犹未尽。既令如此,书中描述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对中国现况的分析,已经使我们获益良多。而且,也不是几篇书评就可以说清楚。

九七年在纽约见到张林时,他已经坐过两次牢。可惜我们接触不多,没有能够了解他的身世。看完这本书,我深深的懊悔当时为何不跟他多接触,多了解他。当时只感到他很“冲”,没有了解它的深刻原因。

张林在他的童年时期,也是文革时期在安徽老家所看到的残酷、不公,以及周围工人的贫困生活,使他对共产党的吹捧文章不但怀疑,而且分外觉得恶心。一九七九年张林十六岁时,在蚌埠考区以总分第一名考进清华大学。时值西单民主墙和校园的民主竞选热潮,他的积极参与,使他对中国政治的观点又得到提升,以致于在校园里已经安放不下他的一张平静书桌,于是申请提前毕业回到蚌埠教书,回到工人群众的怀抱组织社团,呼吁改革,几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


张林忍受不了空虚与麻木的岁月,在一九八六年辞工。这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现象。“我发誓与共产党正式决裂,一刀两断”。他随即偷渡香港,然而被遣送回来,关押在广州沙河收容站,第一次尝到收容所的“人间地狱”生活,后来也体验到孙志刚怎么会被打死。在转送到安庆收容站以后逃跑。其后张林漫游青藏高原,福建、海南、云南等地,有不少计划,但是都没法实现,其中一次想从厦门偷渡台湾,还在看地形就被抓,还好不久又逃了出来。张林在回到蚌埠家乡全身投入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以后,成了皖北的民运领袖而被逮捕,经历两年的铁窗岁月,到一九九一年才获释。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的“铁窗岁月”。

出狱后的张林没有停止他的民运活动,同北京及全国的仁人志士联络,到一九九四年于北京再度被捕。押回蚌埠后以“非法同居”名义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关在安徽的南湖劳教处,张林形容这三年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到九七年才获释。由于这次的牢狱生涯同他与几家外国媒体驻北京记者的接触有关,甚至帮他们在安徽采访农民的贫困生活,所以张林获释后,经海外人权团体的安排到了美国。

张林的牢狱生涯不是甘受命运的摆布,而是与凶残的当局坚决抗争,因此吃的苦也特别多。所以他到纽约后所表现出来的激进态度可以理解,对海外民运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我与张林都是九七年到达纽约,十一月,魏京生保外就医也到了纽约,海外民运掀起掀起一股热潮。但是当时出现的一些言行使我焦虑,也听到一些抱怨,因此我在报章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某些现象,希望民运领袖与他周围的人士要谦卑一些,搞好团结。在北京就认识魏京生的张林当时担任老魏的秘书,看到后打电话给我,说我在帮共产党。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只能让时间说明一切。果然不久误会就消除了。

张林以他敏锐的触角,很快对海外民运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在书中说:“艰苦奋斗了十几年,到美国看到民运圈子这么糟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片混乱,我心酸;真的受到诋毁,真的受到怀疑,假的道貌岸然,谎言到处流传,恶语受到欢迎,我心酸;小人和特务整天嘀嘀咕咕,这些堕落的灵魂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还说:“我在纽约时候因为悲愤剃过一次光头,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有一股发疯的冲动,每天都像疯子一样,满大街奔跑,号啕大哭,为我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的当代民运的堕落,为我倾注了所有青春血泪汗水的中华民族的堕落,而终年累月恸哭死去!”

因为期望太大,所以张林也很失望。九八年便同魏泉宝回国。“我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一切的返回祖国。我宁肯蹲监狱,也不肯与那些小人打来闹去,那简直等于自杀!”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张林的这个心情。可惜当时我完全没有了解到他的心灵深处,因为没有深入交往之故,一直到他在广州被捕,才吓了一跳。

张林在书中有说明回去与被捕的经过。他哀叹外界对他的被捕反应冷淡,到三年后获释,与美国的魏京生、李洪宽通电话,才知道中共对他的“造谣诬蔑”。这点,归功于中共部署在海外的特务。

张林与魏泉宝在广州被捕的理由是“嫖妓”。其后不久,又有中发联主席彭明在北京因同样罪名被捕的事件。因此当时我在“民主论坛”上发表评论,指“中共的专政机关深知以‘民主罪’惩治异议人士徒然多制造出一些烈士,更加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对它更加不利,国际上的形象也更差。因此他们继承了文革老祖宗的衣钵,在男女关系上大作文章,使自己‘师出有名’,并把异议人士搞臭,以收‘一箭双雕’之效。”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有力,这也是我感到愧疚的地方。那是因为张魏被捕后,纽约的“北京之春”收到香港接应张、魏一位民运人士的传真,列出他们在香港的电话单,据称就与嫖妓有关。更可怕的是这张传真立刻被潜伏在北春的中共特务上网。于是就很少人为他们说话了。我出席一次有张林妹妹参加的记者会,但是场面冷落。这种“美港联线”的运作,可见海外民运的情况。

至于张林与魏泉宝当时在香港接触些什么人,张林在书中有所交代。张林为这次回国再次付出代价,坐了三年苦监,关在广州市的劳教所。张林形容这段日子是在“地狱深处”,是他被关押的十几个地方中“最残酷的”。但宣判的罪名居然不是嫖妓而是“非法入境”,可见所谓嫖妓只是要抑制海外对他的声援所造的谣,让中共赢得时间追查张林回国的目的。

张林坐满三年获释后,到今年赵紫阳逝世后去北京悼念再次被捕。这当然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是他在网上继续发出不同声音,并参与国内多宗维权运动。

我回顾了一下,张林在牢狱里的日子虽然没有魏京生等人多,但是被捕被押入狱的次数,却可能是民运人士之冠。他的沉默抵抗,他的绝食抗争,他的据理力争,都使他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与肉体上的摧残,所以留下许多后遗症。以下是他列出来的后遗症:焦虑症,自闭症,失忆症,失眠症,慢性结膜炎,慢性胃炎,关节炎及风湿痛,神经官能症。现在他又被关在牢里,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新的病症出现。

但是即使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的狱中生涯还是可歌可泣的。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他记下看守所与劳改场那些残暴、黑暗和腐败的无法无天现象;以及那些贪官恶吏的罪行,他还给他们取了绰号,做了生动的描述。有朝一日,人民会对他们算帐。张林的抗争有时逼迫那些官员做适当让步,当然,张林所付出的代价更大。

第二,张林从囚友的嘴里,知道中共的腐败残暴与全国更多的社会黑暗和不公,更加激发他改造中国的决心。他身在牢里,胸怀民众,为低下阶层的悲怆发出不平之鸣。并阐发对国内外事务不少看法,有不少精辟的分析。

第三,他也看到其他犯人中没有人性的一面,简直就是人渣。但是中共还利用他们对付政治犯。他还为一个青少年犯人去说情,结果此人后来却成为劳改当局的帮凶。他只能哀叹人性与民族性的堕落。

但是也有激动人心的时刻。二○○一年初的一个深夜,他所在广州劳改场的后山突然传来广播声,把大家都惊醒了,原来是法轮功有关自焚真相的广播与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全场灯火通明,不准劳改犯走动;几十个警察摸黑上山抓人,但只找到广播器材,好几个警察却摔伤无法上班。庆祝国庆大会上劳改场的法轮功学员也敢起身高喊口号,虽然遭到毒打,但是后来对他们态度放缓和。队长还教训张林说:“要是你们民运像法轮功这样团结、这样坚定,相互忘我支援,我们也就不敢欺负你们了。”

如今张林还在中共牢狱里等候判决。他为中国民主运动已经付出很多,在这里希望他健康情况不要恶化,并且能够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

──原载《前哨》2005年9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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