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敌人的能力一向是权贵们的特长，古今概莫能外。肉食者们除此之外，大概也别无长处了。话说林冲之后过了千年，辽宁省营口市出了位作家，叫作郑贻春。此人才高八斗，白天在一所大学里传道授业，晚上到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评议时政，呼唤民主，笔锋直追鲁迅，“思想如电闪雷鸣”（杨天水语）。郑贻春先生本意是以写作报效国家，有他原作为证：“‘如果我被捕，妈妈，请你不要为我而哭泣，请你不要为我而悲伤。我不想让你难过，我不想让你哭泣。我想，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你也一定为我感到自豪。因为，你的儿子并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和对不起任何人的缺德事，更谈不上犯有任何莫名其妙的和子虚乌有的颠覆罪！’‘我的颠覆，只是想把流氓颠覆成不流氓，只是想把野蛮颠覆成文明，只是想把无耻颠覆成害躁，只是想把腐败颠覆成廉洁，只是想把禁锢颠覆成自由，只是想把极权颠覆成民主，只是想把密室政治的肮脏、狭小与黑暗颠覆成共和国广场的宽阔、爽朗与亮堂。’‘是的，我也许会被捕，我可能或必定遭到人生的失败。但是，妈妈，请你记住儿的话，我的失败乃是自由思想的辉煌胜利！我的被捕乃是民主言论无可阻挡的火山喷发或冲天海啸！我将因失败而胜利，因被捕而光荣，因黑暗而明亮，因悲剧而不朽！’”
如此富于激情的文字，所表露的，实质上不过是对现实的温和改良之志，郑先生的颠覆，不过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另一种表达，是恨铁不成钢的另一种表达，而不是将现在的政权彻底推倒重来。不料，胸怀报国之志，主张温和变革的郑贻春却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些以国家之名营小集团之利的人们，多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中，思想陈腐，自私狭隘，却偏偏掌握着比高球还要大的权力。他们对郑先生恨之入骨，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密谋于暗室，思谋着将郑先生网罗进了文字狱中。
再说，郑先生被捕之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他评价孔佑平的一番话完全适用于自己，“如果郑贻春（孔佑平）有罪，那么人类的美好理想就统统的有罪；如果郑贻春（孔佑平）有罪，那么所有的自由与民主之努力就统统的有罪；如果郑贻春（孔佑平）有罪，那么任何珍贵的思想、任何真实的言论就统统的有罪。”写文章批评时政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和国际公约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个政党哪个小集团的道理都不可能高过宪法和国际法，统治者登上高位，就得经受国民挑剔。但是，考虑到统治者面对国际舆论一片谴责之声无法下台，考虑到家人一再要求息事宁人，所谓退后一步天地宽，在一审时他选择了妥协，希望以自己的妥协换取当局尽快放人。
然而，万没想到的是，权贵们竟然卑鄙到这种地步，比当年那个为高球卖命的走狗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假装准备放人，在郑先生毫无戒备之时，采取法律明令禁止的诱供的方式，套取郑先生与网站编辑交往过程的所谓“口供”，然后以此为据，重新搜罗所谓的“证据”，重新起诉，不仅要办他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还要加上个“勾结海外组织，从重处罚”。这些所谓的“政法人员”，及其幕后主使者，他们的目地，是要将冤案办成铁案，是要让郑先生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是要将郑先生的灾难拿去为自己邀功请赏作进身之阶，要以郑先生之血染红自己顶戴。其用心之险恶，之歹毒，让天下人见之无不寒心，让天下人听说无不义愤填膺。
善良的郑贻春，看见再次送进牢房的起诉书，会怎么办？
我猜想，他是再也不会对专制权力抱有任何幻想了。我想，他应该从绝地发起反击，彻底推翻第一次开庭时出于妥协而违心作出的“有罪辩护”，在法庭上当场给予那些玩权弄法者以严辞驳斥，把所有的指控一古脑推翻，坦坦荡荡的表白自己的民主之志，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决绝之志。
我们在再审法庭上看到的，肯定不再是那个对那个法庭这个体制心存幻想的郑贻春，肯定不再是一个想通过与现政权适度合作以谋妥协的郑贻春。辽宁省政法委以为自己掌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以为通过构陷郑贻春打压民主人士的气焰，最终必定是激怒一个强敌，把这个强敌逼到不得不反的境地。这个强敌将以义正辞严的气势，将些践踏宪法倒行逆施子虚乌有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将那些反文明“反革命”之流扔进历史垃圾堆。辽宁政法委想通过郑贻春案给自己长脸，得到的，只会是灰头土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