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在 “六．四”十六周年那天高调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引起极大哄动。大陆方面又一次滥用 了 “祖国” 的名义，对陈用林实行道德批判。可惜，几十年总是用 “叛徒”、 “叛国”罪名来诬陷自己的干部、自己的党员以及无辜百姓的中共一小撮坏头头，却越来越让人看清楚，原来他们本身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是窃取革命果实的骗子、是背叛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大盗。
张国焘说：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毛泽东)不择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亳无共同之点。”(《我的回忆》，p1339，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香港) 苏共利用中国部份激进青年的狂热，所催生的中国共产党，只是苏共所控制的 “第三国际” 的一个支部，是为苏俄 “赤化全球”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它把中国变成 “它的东方打手”，变成它 “可靠的附庸”的工具。尤其经过毛泽东改造后的中共，更加成了一个法西斯加黑社会的混合体。既 “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 张国焘只好一走了之。
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红四军和红七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龚楚将军，在他革命生涯中也 “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 (《龚楚将军回忆录》，p3，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年，香港)亦于1935年抛弃了十一年的斗争历史，而脱离中共。
至于陈独秀，这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痛感于中共完全受苏俄所操纵，没有一点独立自主可言；痛感于党内毫无民主而只有残酷斗争；痛感于共产国际之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 “六大” 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痛感于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 “杀人放火”之象征 (《我们的政冶意见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p1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拒绝做苏俄和共产国际错误路线之替罪羊；也毅然决然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象陈独秀、张国焘和龚楚这样，因为看清中国共产党真面目而公开与之决裂的，几十年来可谓恒河沙数，不可胜计。中共 “一大”的15 个代表中，有8 个离开了中共。八十多年来，每次运动，像杀AB团、多次肃反、土改、抗美援朝、 “文革”、 “六四”、镇压法轮功，直至今天之保鲜，都有大量党员外逃，例如司马璐、金尧如、许家屯等；朝鲜战争中被俘的志愿军有一万四千多名拒绝返回大陆而去台湾当了 “反共义士”；以控制最严密的解放军来说，早年有驾飞机、开快艇去台湾的，近年有军委外事司徐俊平、总参二部王某和郑某、广州军区一个师级和团级军官等一批人叛跑；至于基层党员、普通百姓之偷渡潮，更是汹涌澎湃，不可遏阻。
即使留在体制内，许多人也作了深刻反思，在意识形态上早与中共分道扬镳、划清界线了。何方先生是张闻天(在 “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秘书， “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 “但是后来的实际，却和我们当年的理念渐行渐远。根据自己六十余年的观察、体会和近一个长时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们那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什么奋斗了几辈子，却总还是看不见，反而大批共产党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更不用说工农兵群众了。究竟谁在专谁的政？”(《党史笔记。前言》，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香港)
李慎之先生晚年大彻大悟，敢于承认 “当年我们都是帮凶”，他为笑蜀《历史的先声》(香港博思出版集团，2002年)作序时写道：“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
“但是谁又骗了我呢？”李慎之先生问。
大陆著名学者程巢父先生指出：马克思正是理想太高，所以帮了无产阶级的倒忙，也帮了全人类的倒忙！二十世纪共产革命造成的社会主义专制极权，奴役了全世界二十亿人口”(2004年7月20日《致友人信》)。正所谓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国之一念”(F．荷尔德林)。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公布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二期，转引自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合订本》，p594-596)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和毛泽东所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预言了 “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无法实现”和 “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普氏在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和群众文化水平、生活状况、觉悟程度，说明俄国并未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 “十月革命”是把俄国引入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会因此而落后数十年。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下，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成为党的领袖专政，而领袖的权力依靠阶级恐怖、以至全国恐怖来维持。依靠暴力和恐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无独有偶，伟大的思想家、自由民主先驱胡适之先生在1941年《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和1947年《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也提出了与普氏同样的见解。他说： “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与令人极端恐怖的专制政治，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共对苏俄一味追随、摹仿，造成中苏两国许多惊人相似的过去和现在，故亦必有惊人相似的将来；中共暴力恐怖统治也一定逃不掉迅速崩溃的命运。
但在什么时候崩溃呢，还是再看看普氏对俄共的剖析吧。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权还能保存多久，普氏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将遇到的一个比一个复杂而险恶的危机。
一、 饥饿危机。布尔什维克把唯一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洗后，放手让工人去剥夺农民的粮食来克服这个危机后，可支持一两年；
二、 经济破坏的危机。这个危机可以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实施战时法律，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来克服，布尔什维克在赢得内战胜利后，其政权将维持五至十年；
三、 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布尔什维克只有消灭那些会劳动、愿劳动的农民来克服危机，然后才可以维持许多年；
四、意识形态危机。这个危机使布尔什维克开始从内部解体，整个过程要拖上几十年。
答案现在有了，自1918年普列汉诺夫立下这个遗嘱，到1990年苏联、苏共开始解体，是七十二年。普氏的预言在苏联和苏共身上竟是如此惊人的灵验。中共和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和目前遭遇的恰恰也是普氏所指出的这四个危机。地震时乌龟先知道，船要沉老鼠先逃走。看现在无数的贪官争先恐后地挟巨资逃跑、急不容缓地把妻子儿女送到外国，大约便可以看到普氏预测在中共红朝灵验的日子也很快就到了。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之最后部份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之未来》，普氏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指的是狭义上的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将不再存在。但广义上的国家，即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将会保留下去。马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能实现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俄国现阶段应提高生产力，扩大政治自由权利，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
但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不此之图，至于他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更是倒行逆施。为掠夺社会财富，而疯狂地破坏生产力、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用高压和恐怖手段禁锢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竟然不要脸到要向古巴、朝鲜这类小瘪三学习，把亿万人民群众推入贫困、落后、愚昧的深渊；以为不如此便不能维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冒充 “人民代表” 的特权。殊不知， “一个国家，只要他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就摆脱不了社会震荡，就不能不解体。”
眼下大陆那无数的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无基本生活保障的离退休人员、被黑箱操作的股市绑死或血本无归的股民、那些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边(疆)山(区)农(村)的失学儿童等等问题，都沉重地堆在中共这峰老迈、衰病的骆驼身上，陈用林等人的 “叛逃”，只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普列汉诺夫的丧钟正为中共而敲！
──刊2005-年6月号《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