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安全感告急 企业家之父遭遇十次绑架

2005年7月4日，民生人寿的“民生企业家全家福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正式进入北京、上海市场，引人瞩目的是，这个保险第一次
在京沪两地提供了绑架医疗救援服务。

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众多类似的保险，其针对的是中国富人越来越多面临的绑架勒索和内心的不安全感。

企业家之父十次被绑

吴金勇（化名）在今年5月为其父亲投了“绑架险”，虽然家境富裕，但是这位乡镇企业家还是经不住多次受到家人遭绑架的困扰。

吴金勇的父亲吴华（化名）由于老年痴呆，已经在独自外出时被匪徒绑架多达十次。“每次都要花个10万8万，好多绑匪都知道了这个规律，防不胜防，我们没有办法，有时候只能把老人锁在家里”，吴金勇对此非常无奈。
吴金勇的一位邻居分析说，吴家生活铺张，家里买了两辆奔驰，经常招摇过市，房子又盖得甚为豪华，占地面积甚大，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当地绑匪的一个目标，再加上吴华老人本身有点痴呆，没有抵抗能力，也很难回忆起自己被绑的场景，追踪凶手的难度因此加大不少。

吴的另一位邻居则分析说，吴金勇本人是做生意的，社会关系复杂，有一些仇家也是在所难免，这加剧了其家人被绑架的可能性。

　　社会冷对富人遭灾

其实，在吴金勇所处的这座城市里，绑架并不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名词。吴金勇的熟人，一个开鞋厂的老板，其儿子也曾经被匪徒绑架，并被勒索30万元人民币。

据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当时绑匪放出话来，认为该老板的钱多来路不明，不义之财甚多，所以他们这么做是所谓“劫富济贫”。

“奇怪的是，当时社会的舆论并没有偏向受害者，许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位人士看来，整个社会对于富人有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富人由于自身地位的缘故，肯定会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在社会上拥有较大的名气，许多人谈论他们时也是一副羡慕的表情；但另一方面，富人获得的支持并没有与他们的名气成正比，由于许多富人平常飞扬跋扈，再加上财富“来路神秘”，所以当遭遇困难时，很难获得别人的同情。

不是简单的“仇富心理”

事实上，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威胁。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

根据全国各地发生的绑架案件分析，警方总结出绑架案件的一系列特点：一是侵害目标明确，集中指向了个体老板、企业负责人等可以勒索到钱财的人员；二是从侵害对象看，被绑架勒索的人员主要是富人们的子女、兄弟等直系亲属，也有绑架本人的；三是赎金数额越来越大，索要的赎金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绑架富人案增多的现象应该综合分析，从社会学角度讲，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大关系。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所以，在社会加强教育、协调贫富关系的同时，政府也应制定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问题，缩小贫富差距。”

新富“防身术”

不安全感之下的中国富人正在寻求对策，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有些人则准备将自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

物色“武林高手”

私企老板王丰富（化名）行事低调，但是他仍然选择了郊区的别墅区作为自己的居住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个城市的富人区已经小有规模，中国富人企图通过学习国外的分区居住，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但具有讽刺意外的是，这种分区居住的方式，也使得这些人的财富暴露无遗，进而成为许多不法分子觊觎之处。

于是，富人们又开始想别的办法，给自己增加许多安保措施，社区的保安不必说了，许多家庭还安装了红外防盗系统，而自己的孩子更是常年需要大人护送上学。近年来，私人保镖又成为富人们的一个选择。

在社会仇富心态越发浮现的今天，王峰毅然选择了聘请保镖。在广州做生意的王峰告诉记者：“我的许多朋友都聘请私人保镖，因为现在社会太不安全，而且很多人一请就是几个，老婆需要保护，儿子需要保护，父母同样需要保护，一个保镖每月投资几千元，还是非常划得来的。”

近年来，沿海一带城市的保镖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一些中介机构不得不四处物色“武林高手”和退役军人。

据业内人士称：在广东，活跃着一批大多以司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老板身边的私人保镖，据估计，仅广州保镖人数就不少于5000人（也有一说为1000 人）。那些聘请保镖者多是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在深圳等地，以不同名义开办服务公司，培训、提供私人保镖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一位不具名的法律专家分析保镖行业红火的时候说：“社会转轨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比任何阶段都复杂，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一大问题。由于财力警力有限，这注定了在现阶段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共安全和个体人身财产安全与保护。而公共安全存在缺陷，在客观上则为私人保镖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需求关系并提供了足够生存空间。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公民个人聘请私人保镖其实是克服公共安全缺陷的不得已举措。”

富豪外移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注意到了富人阶层的不安全感，“他们往往存在‘外移’倾向，把家人送到国外去，把资产往外移。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体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私企老板吴金勇正在做李强教授所说的事情。2003年，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移民加拿大，并通过香港的渠道逐步转移自己的资产，他告诉记者，自己由于只能在国内赚钱，所以很难到国外去，但是除了先期抵达加拿大的亲属外，自己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也将被送到国外读书。“等他们在国外安稳下来以后，我就可以将这边的生意放一放，一起出国，人这一辈子总不能一直为钱奔波吧。”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私营企业家都抱怨国内的私有财产保护不力，但是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指出，许多私企老板的钱本身来路不明，一些财富是通过掠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来，所以他们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有时候显得异常滑稽。
中高收入人群最缺乏安全感

评估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安全感目前已经成为一些调查公司的新项目，据北京零点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社会上安全感最低的并非最高收入或最低收入人士，而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一群。

调查中发现，蓝领、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社会安全感反倒最高，高收入人群对社会治安的评价也较高，对此，该公司的资深调查员袁岳解释说：“收入处在中等偏上的人群比较尴尬，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又不足以像高收入人群一样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相反，高收入人群有钱，居住的地方安全；低收入人群没什么钱，很少会受到犯罪分子的侵袭。

但是鞋业界老板王丰富（化名）很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相反，他的住宅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城堡”，保安设施应有尽有，但也让人觉得非常憋闷。

王丰富对记者说，富人们虽然坐享“先富起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同样需要面对许多令人恐惧的现实。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发生在福建晋江的一起谋杀案。

那一年，晋江当地的安海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及其妻谢秀前，女儿吴淑芬、吴冬红一家四口在家中被害，当时，检察机关起诉凶手吴鸿科的罪名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根据吴鸿科的口供，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钱，他进入该副总裁的宅院后，劫走2000元及一条白金项链（价值500元）后，又从门后柜子上劫走黄金饰品 “金双喜”“金老鼠”各1块（价值3395元）。

王丰富说他当时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完整个案件报道的。他对记者形容说，当时手心里渗出了许多汗水。这位民营企业家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遭此厄运。

王丰富告诉记者，他并不是在凭空想像，而是确确实实有危机感，这位老板位于某市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装上了电网，此前，这幢房子已经数次遭遇小偷光顾，盗贼甚至毒死了王丰富的一只牧羊犬。

“当我看到死去的牧羊犬时，心里感到很紧张，你很难想像当时我的心境。”王丰富如此对记者说。在恒安案后，王丰富一改过去攀比的生活作风，低调做人，并且告诫两位在北京上学的子女，平时一定要表现得朴素一些，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中国富人疯狂消费奢侈品的举动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的同时，许多人开始重回低调的生活，这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几年的中国社会的风气是财富和名气互相推动，所以许多企业家也忙于推销自己，为自己的公司打广告。但我现在觉得不能这样，我还是应该低调行事。这才是中国的传统，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检验，这样的经验应该有合理的地方。”一位私企老板号称自己的公司虽然需要名气来推动发展，但是他仍然要选择低调，因为毕竟“财富不是生活的全部”。

“各个阶层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北大社会学者熊平认为，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均显著增加，“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的不确定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而这两种不安全感的碰撞会诱发罪案和让危险升级”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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