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吉林省《城市晚报》7月2日报道，图们市第三小学大约20名学生在学校接种了出血热疫苗后身上起了大疙瘩、发热、头晕、四肢无力等症状。家长们怀疑是疫苗有问题。
这是继6月16日到17日，安徽省泗县大庄镇中小学生接种怀疑假甲肝疫苗，造成一名6岁的小学生死亡，百余学生出现头晕、胸闷等异常反应后，另一起备受关注的农村医疗事故。
这两起事故之所以受瞩目，主要是跟中国的农村医疗体制赶不上中国发展形势有关。在安徽泗县事件中，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未经过上级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庄镇政府同意，擅自与学校联系，对该镇2500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相关报道又指出，有关疫苗价格是正常市价的四倍。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涉及事件甲肝疫苗批发商张鹏，早于2004年已因为跟江苏宿迁一起“假疫苗”事件被相关部门取消了经营资格。但在2个多月前，相关仲介公司仍与张鹏签订了聘用合同。
外界质疑，安徽泗县事件涉及地方基层保健所和学校的利益问题，医疗产品的仲介公司聘用没有经营资格兼有前科的人批发产品，更应深入追究有关人等责任。
现时暂无吉林图们市事件的进一步资料，但事故中有没有涉及人为疏失，以及相关的监管责任问题，已经成为外界的焦点。当然，这两起事件都跟学校有关，校方有没有人在事件中涉及利益输送，自然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但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假疫苗事件表示关注，这个关乎所有国民健康的课题，目前已成为全中国都关注的焦点。据《新京报》7月2日报道，因安徽泗县疫苗事件而被国家药监局通报停售和禁用6批次甲肝疫苗中，目前已有一个批次在北京发现。既然连首都都有怀疑有问题的疫苗，地方上的保障，更是难以乐观。
中国基层医疗体制的发展，始终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中国自开放改革以来，经济方面有长足进步，但地方和基层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的专业水平，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中国卫生部曾于2004年12月2日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最重要的是，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了29.6％。
中国《环球时报》12月14日引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表示，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中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又据《环球时报》，浙江大学一项调查进一步表明，哪怕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是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按卫生部调查，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 1993年，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住一次医院的费用都不够。
农民中正流传着这样一些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从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农民面对疾病时，那份沉重的无奈。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甚至直接开办非营利性质的医院。上世纪90年代末，欧美和日本等国用于医疗保健的“公共支出”基本上都超过了GDP比重的5%；除美国外，公共支出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比重均在80%左右。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比重有5.4％，但只覆盖了20％的人口，而且患者共付的比例相当高。《求是》杂志2004年第21期第一篇文章承认：资源配置不合理，卫生投入效率低下，医疗存在很大的浪费，中国医疗体制的在效率和公平上都存在很大问题。
1978 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大约20%左右的医疗投入要放在农村，到了90年代中期，国家医疗投入已经下滑到4%。中国农村卫生投入的严重偏低，已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2002年10月，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新一届政府又决定，从2002年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增加的卫生投入将主要用于农村。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中国有关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生的工作最有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赤脚医生”。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谈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针对当时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极差的状况，他把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指出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六二六指示”发表后不久，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中国展开。当时较大的动作有：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大量聚集在城市的医疗卫生人员被下放到这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并且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和普及卫生知识。大城市里的一些医学专业和农林专业的学校被迁往较小的县城，或者在县城成立半工半读的卫生学校和农业学校。这一年，在普及和推广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工作方面，成绩是巨大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些工作受到冲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们受到批斗，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六六年到六九年这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解放军的巡回医疗队在积极地活动，地方上的巡回医疗队也有不少，但他们主要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捎带着给贫下中农看看病。
1969 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所谓合作医疗跟现在在城市里搞的医疗保险差不多：从每个社员的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平时看病就不用交钱。这个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医务人员；于是中央下令让各生产队推荐一两名青年进行短期培训，然后领一个药箱，回到生产队，就当起了“卫生员”。这种方法弥补了农村缺少医务人员的空白，方便了贫下中农平时看病抓药，而且也不怎么增加国家和公社的经济负担。贫下中农把这种“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到1974年，全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大约有上百万之多。
文革之后，中国推行土地承包，没有了工分制，加上赤脚医生本人也要承包土地，没人给他发工资，而且赤脚医生专业知识太少，并制度也慢慢消失。文革时期中国官方对赤脚医生大加宣传，以至于现在还有些年轻人以为文革时贫下中农看病不要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