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脚医生到假疫苗 中国农村医疗体制落后于形势

发表:2005-07-03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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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邱鑫香港撰文) 继6月中国安徽省泗县学生接种问题疫苗,造成最少一人死亡,百余名学生出现异常反应后,东北吉林省也出现类似的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事件。尽管“人民总理”温家宝对相关事件大笔一书,批示:“人命关天”四字,但温家宝的人文关爱相对于现今中国农村医疗的体制性问题,显然是疲乏无力的。

据吉林省《城市晚报》7月2日报道,图们市第三小学大约20名学生在学校接种了出血热疫苗后身上起了大疙瘩、发热、头晕、四肢无力等症状。家长们怀疑是疫苗有问题。

这是继6月16日到17日,安徽省泗县大庄镇中小学生接种怀疑假甲肝疫苗,造成一名6岁的小学生死亡,百余学生出现头晕、胸闷等异常反应后,另一起备受关注的农村医疗事故。

这两起事故之所以受瞩目,主要是跟中国的农村医疗体制赶不上中国发展形势有关。在安徽泗县事件中,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未经过上级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庄镇政府同意,擅自与学校联系,对该镇2500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相关报道又指出,有关疫苗价格是正常市价的四倍。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涉及事件甲肝疫苗批发商张鹏,早于2004年已因为跟江苏宿迁一起“假疫苗”事件被相关部门取消了经营资格。但在2个多月前,相关仲介公司仍与张鹏签订了聘用合同。

外界质疑,安徽泗县事件涉及地方基层保健所和学校的利益问题,医疗产品的仲介公司聘用没有经营资格兼有前科的人批发产品,更应深入追究有关人等责任。

现时暂无吉林图们市事件的进一步资料,但事故中有没有涉及人为疏失,以及相关的监管责任问题,已经成为外界的焦点。当然,这两起事件都跟学校有关,校方有没有人在事件中涉及利益输送,自然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但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假疫苗事件表示关注,这个关乎所有国民健康的课题,目前已成为全中国都关注的焦点。据《新京报》7月2日报道,因安徽泗县疫苗事件而被国家药监局通报停售和禁用6批次甲肝疫苗中,目前已有一个批次在北京发现。既然连首都都有怀疑有问题的疫苗,地方上的保障,更是难以乐观。

中国基层医疗体制的发展,始终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中国自开放改革以来,经济方面有长足进步,但地方和基层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的专业水平,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中国卫生部曾于2004年12月2日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最重要的是,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了29.6%。

中国《环球时报》12月14日引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表示,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中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又据《环球时报》,浙江大学一项调查进一步表明,哪怕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是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按卫生部调查,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 1993年,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住一次医院的费用都不够。

农民中正流传着这样一些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从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农民面对疾病时,那份沉重的无奈。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甚至直接开办非营利性质的医院。上世纪90年代末,欧美和日本等国用于医疗保健的“公共支出”基本上都超过了GDP比重的5%;除美国外,公共支出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比重均在80%左右。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比重有5.4%,但只覆盖了20%的人口,而且患者共付的比例相当高。《求是》杂志2004年第21期第一篇文章承认:资源配置不合理,卫生投入效率低下,医疗存在很大的浪费,中国医疗体制的在效率和公平上都存在很大问题。

1978 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大约20%左右的医疗投入要放在农村,到了90年代中期,国家医疗投入已经下滑到4%。中国农村卫生投入的严重偏低,已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2002年10月,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新一届政府又决定,从2002年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增加的卫生投入将主要用于农村。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中国有关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生的工作最有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赤脚医生”。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谈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针对当时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极差的状况,他把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指出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六二六指示”发表后不久,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中国展开。当时较大的动作有: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大量聚集在城市的医疗卫生人员被下放到这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并且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和普及卫生知识。大城市里的一些医学专业和农林专业的学校被迁往较小的县城,或者在县城成立半工半读的卫生学校和农业学校。这一年,在普及和推广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工作方面,成绩是巨大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些工作受到冲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们受到批斗,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六六年到六九年这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解放军的巡回医疗队在积极地活动,地方上的巡回医疗队也有不少,但他们主要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捎带着给贫下中农看看病。

1969 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所谓合作医疗跟现在在城市里搞的医疗保险差不多:从每个社员的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平时看病就不用交钱。这个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医务人员;于是中央下令让各生产队推荐一两名青年进行短期培训,然后领一个药箱,回到生产队,就当起了“卫生员”。这种方法弥补了农村缺少医务人员的空白,方便了贫下中农平时看病抓药,而且也不怎么增加国家和公社的经济负担。贫下中农把这种“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到1974年,全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大约有上百万之多。

文革之后,中国推行土地承包,没有了工分制,加上赤脚医生本人也要承包土地,没人给他发工资,而且赤脚医生专业知识太少,并制度也慢慢消失。文革时期中国官方对赤脚医生大加宣传,以至于现在还有些年轻人以为文革时贫下中农看病不要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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