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宁到新疆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1952年出生在辽宁省庄河市的韩广生说。由于父母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66年文革开始后，上初中一年级的韩广生被划为“黑五类”，由于忍受不了那种政治压力，15岁的韩广生甚至想到过跳河自杀。
决定还是要活下来的韩广生同那个时候很多不得志的学生一样，选择了出走新疆的路。1967年1月14日，怀揣26元人民币、姐姐照片和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的韩广生辗转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22团种子连干农活。3个月后，响应毛主席“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凭兵团发给一张64元3角的车票，韩广生又从乌鲁木齐回到了抚顺。
从希望到绝望
回到老家的韩广生又开始了务农的生活，他寻找一切机会读书。一次他所在的大队得到5个推荐上初中的名额，当得知又是由于出身问题没能被选上的时候，韩广生躺倒了2天，“我堕入了绝望的深渊中”韩广生说。后来由于被推荐的学生不愿意去上学，给了韩广生顶替空缺的机会，从而开始了每天步行16里山路的三年初中生活。
当时像韩广生这样的人，唯一能去掉出身包袱、跳出那个环境的路只有参军。韩广生有两次参军的机会，两次都在倒在了家庭出身上。 “看着一个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我欣喜若狂的时候它们就破灭了”，韩广生再次陷入了一种空前的绝望中。这次奇迹没有发生，而两次的“参军情结”成为韩广生后来选择当警察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教师到大学生
初中毕业后，22岁的韩广生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在77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前在抚顺县教育局工作。据他介绍那次高考积累了6届学生，报考的人特别多，但有竞争力的很少，因为突然得到信息，大家都没有时间准备，全靠平时的积累。
韩广生平时爱看书的习惯在那次高考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一次韩广生找到了一本木版的四史的合订本，一到晚上就坐在舆外祖母同住的那间茅草棚中的小桌前，用一个破棉袄盖在膝盖上抵御从后窗户的塑料布的缝隙中吹进来的寒风，如饥似渴地读。
77年韩广生25岁，是允许报考大学的最大年龄，在同事们的怂恿下决定博一把，报考重点大学。当他收到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整个山村沸腾了。在他启程去天津的那一天，生产队出动了手扶拖拉机送他进城，乡亲们偷偷的往他手里塞上3块钱、5块钱，“我暗下决心要为农民牟利”韩广生说。
从文人到警察
“中国的历史就像妓女，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全看政治风向”韩广生说。由于不想一辈子研究“政治”历史，韩广生8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在自己的坚决要求下于同年3月进入沈阳市公安局工作，他自己介绍主要有三个原因。
“我去公安局首先是补偿自卑心理”韩广生说，“我两次当兵都没当上，而公安局也着装也配枪，这就表明了我政治上没有问题了。”“第二个原因是觉得警察可以保护人民，是个很英雄的工作”，韩广生说，“第三个原因就是想到公安局找点素材写侦探小说”
从笔杆到侦探
进入沈阳市公安局后，韩广生的写作能力很快体现了出来，不久就成了专门负责写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的沈阳市公安局第一大笔杆子。1991年1月到沈阳市和平区分局下放锻练，任局长，1992年2月回到市局任主管文职的副书记、副局长。
后来负责侦查破案工作后，破了不少案子，被下面的人称为福将。“其实是我的一些做法其他人做不到，比如我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亲自去感受现场”韩广生说，“比如说有一次一家三口被杀，尸体腐臭，无法喘气，我也要进去看。”
“第二就是我不让侦察员休息我自己也绝不休息；第三就是能站在犯罪份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韩广生说，“有时破案就隔一层窗户纸，就像99度的水在加1度就开了一样”。
本来按照公安局长接班人培养的韩广文自己请调到了司法局，主要原因是在一次打击黑帮的过程中得罪了原局长。（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