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常（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这是梁漱溟回忆李大钊文章中的开首语。几乎不见梁漱溟如此迭词造句，可见李大钊同他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梁漱溟与李大钊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梁漱溟和李大钊相识早于北大同事时。据梁漱溟自己说：“但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他正任职于北京《晨钟报》（后改名为《晨报》）。曾记一次他宴客于瑞记饭庄，在座上我和陈独秀初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而来京的，【陈当时在上海－笔者注】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这样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上述为1917年即民国6年的事情。”
据梁培宽先生（梁漱溟先生长子，北大退休教授，现居北京）对我说：“先父与李大钊（最初）是如何相识的，先父已不记忆。只能说有这样一个可能：先父在中学时的好友郭氏与李大钊为同乡，同为河北乐亭人。他即由郭之介绍与李相识。”查1917年，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任职，梁漱溟在《民国报》跑外勤记者；彼时报纸很少，同为记者，同行互通声气，互有来往，自在情理之中。
文化革命前，中共党史早期图文资料中有一张相片，是四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在北京一公园的假山上合影，文字说明其中一人为李大钊，其余三人则付阙如。其实，其余三人中有一人是梁漱溟先生，另两人是张申府、雷国能。这是梁漱溟先生告诉我的。梁李相熟的程度于梁漱溟的以下叙述可见一斑：
“当一九一九年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进门和离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的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坐下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看，下次来交还。总之，彼此十分亲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
梁漱溟结婚，会事先知会李大钊；李大钊被捕，梁漱溟奔走呼救；李大钊遇难，梁漱溟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一九二零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因而自述出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他出生之时亦死去，所以他竟没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顷见《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赵氏夫人，年长他好几岁（似是成婚时他自己十二岁而赵十九岁）……”
“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来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就闻知他与全家被捕消息，……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按：杨是张亲信的参谋长），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据闻临到守常被引出行刑，其眷属乃释放出来，回到朝阳里旧居。……我赶去看望时，守常之子葆华默然植立，【李葆华，在中共建政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不哭不语，其母则哀哭在床上不起来。”
李大钊虽然同梁漱溟熟不拘礼，但他组织共产党的事却没有向梁透露过半点。我听过梁公在闲谈中说过此事，十分明确地说李大钊从没劝他入党，也没说过他自己组织共产党的事。我在梁公的某篇文章中也看到他写过此事，惜乎手头无此文，不能引述。散木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出资为李大钊厚葬的人是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梁漱溟、马叙伦、李四光、鲁迅、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这二十人没有一个是李大钊同一营垒中人。如果说在李大钊受难的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地下党自顾尚不暇，那么，在李大钊遇难后的六年中，在过了六年后，在李大钊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时，中共仍然对其建党元老的后事无动于衷则是难以理解的。
大陆的谢泳先生曾着文曰：“陈独秀在狱中和他死了以后，最关心他、最让人感到还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为之奋斗的那个集团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条路的那些当年北大的同事。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时，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党派各种团体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虽然政见不同，但大家都承认陈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有大影响的人物，比较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还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
反观李大钊不向至熟至熟的好友梁漱溟宣传游说、拉拢入伙，其献身精神和为他人着想不连累朋友的品格、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2005、6、20于地中海畔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