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武汉唱区决赛现场
“超级女声，想唱就唱”。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平等的、自愿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娱乐形式。实际上它如一个巨大的娱乐陷阱。在“艺术”诱人的召唤下，选手心甘情愿地进入，集体性地互相攀比暴露不雅驯的一面。严肃认真地出丑，是“超级女声”这种真人秀类节目的主要特征。这在本质上是“暴露癖”的一种特殊症状。
也有人以孔庆翔的例子来证明“超级女声”的艺术“平民化”理念(孔在2004年美国同类节目“美国偶像”比赛中，因走调太厉害遭评委嘲笑。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他却坦然回答这已是自己尽力所为。孔因此一夜成名)。这二者之间仍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差别，孔实际上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他所做的是在向公众展示实现自我的勇气。而“超级女声”的选手们却不知道。由于这并不是主要比赛歌唱，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者。而节目就需要更多失败者的充分表演，需要更多的节外生枝，来满足观众的娱乐消费的心理需求。
如此一来，选手的业余表演和当场“出丑”，也就成了节目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一位评委曾这样描述他对选手的期待：“我倒宁可选手质素参差不齐，那样15个里面应该有个比较好看的缓解一下，你要是来100个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都是一个长相，人真的晕了。”恰恰这种与艺术无关的特性，使得评委能够抛开艺术本身，而集中精力去充分发掘那些可笑的节点关注和揭示过程本身的娱乐性，这才是评委的真实使命及其乐趣的源泉。虽然最终也不乏对个别成功者的发掘，但这无非是这一超级狂欢的副产品。
超级女声冠军安又琪通过电话开起小型演唱会
通过塑造大量的失败者，来凸现成功者的荣耀；虚拟地昭示成功之路的艰难，以及凸现艺术的特殊价值。这实际上与艺术无关。
这场快乐游戏中，真正愉悦的是观众。观众通过发现选手的破绽和可笑之处，获得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专家则通过专业点评，帮助观众获得这种优越感。
“超级女声”改变了电视节目的娱乐消费方式，由单向给予性的艺术消费，变成了公共参与性的集体的现场狂欢。它既满足了选手的“暴露癖”，又满足了观众的“窥伺癖”。这一双重的满足感，是该节目获得商业成功的秘密。
“超级女声”表现出来的全民性的疯狂，使这一节目的文化心理含义更值得关注。从来就是精英化的“艺术”舞台和现代传媒，突然带上了“平民”和“日常”的面具，出现在公众面前，使得缺乏自由表达机会的公众，一时间无法确认这种机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机会是否还会再有。蜂拥而至的报名人群，电视台的高强度宣传和直播现场的热烈气氛，如一种无形的裹挟力，像漩涡一般，越卷越大、越深和越有吸引力。
“艺术”和“现代媒体”本身都是超强度的迷幻剂，它们很容易制造一种癫狂性的崇拜：艺术崇拜或媒体崇拜。人们开始疯狂地加入其中，只想像别人一样，抓住那个道听途说的神秘“机会”，也不管这个机会是否真正与她有关，更不会去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真实动机。这种集体性的行动“强迫症”，本身就具有强大的传染性。
然而，“超级女声”并非孤立的、突如其来的现象。它是此前其他种种“集体性神经症”的新变种。我们在鸡血疗法、君子兰、红茶菌、炒股票、搓麻将、买彩票、疯狂英语和集体传销等群体性的行动中，看到了“超级女声”的原型。只不过这一次是借“歌唱比赛”的名义。
有了美妙的名分，加上电视台和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帮助，这种集体性的迷狂变得更密集、更频繁也更强烈。那些(或老或少的)“女孩”，在这突如其来的“梦想”的蛊惑下，像被迷魂似的被驱使，不顾一切地奔向这个集体性的娱乐“广场”，在那里癫狂不已。直到下一次新的癫狂症状发作。
(作者为上海文化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