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偕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等，受公司派遣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自澳门出发考察中国东南沿海商业、防务情况。这次远航旅程有18天(6月20日－－7月8日)是在上海地区度过的。
当“阿美士德号”抵达吴淞口外，林德赛让船停在离吴淞口仅数英里处，便驾一小艇前往上海，向道台呈递禀帖，要求通商。他此行的重任是希望能在上海另辟一条中英商界直接贸易的渠道。在由于常年出入英国属下口岸的中国商船中，有些是属于上海县的，因此英商“自然要互惠互利，迫切希望能得到中国北部港口直接贸易，并分享这一商业利益。由此开辟的贸易途径一定会获得巨大而重要的利益”。
当林德赛以商人特有的眼光，对上海进行最初的实地考察后，就敏锐发现上海的潜在商业价值。他以连续七天的统计，发现经吴淞口进入上海的船(100－－400吨不等)超过400艘，不少来自台湾、广东、东印度群岛、交趾、暹罗。他认为上海在对外洋贸易领域的特殊利益有三点：其一，“它具有优良的港湾和宜航的河道”，“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海口和东南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其二，吴淞江源自太湖，穿越运河，经淀山湖直达苏州，从这里无数宜航水道彼此沟通。它“可以视作沟通、连接帝国最遥远地区的宽敞水道”，“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如能获准在此自由贸易，所获利益将难以估量”；其三，在中国的“口岸和城市中充满了勤劳富足、有进取心和善于经商的人们，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欢呼对外通商。甚至那些推行冷淡和令人厌恶的法律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会从对外交往中获得巨大利益”。
但是，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上海官员却万万不敢正视，甚至根本不予考虑。苏松太道吴某只能表示：“尔等商人孤船万里至此，越洋经年，唯愿开市通商。无奈天朝定例，向不准与英商贸易于上海。本地商民无敢犯禁与尔等交接。尔等锚泊海上空耗资财，徒劳而无益也。”
在英商停留上海的18天中，官府不允许他们进城下榻，将其安排在天后宫歇息，并处处固守我尊“夷”卑的陈规。为了禁止沪人与英商贸易，官员试图以免费提供英商给养来阻止自由的市场交易。但是，远客拒绝接受官员的馈赠，自行上街购物，并尝试与当地商人直接贸易。英商准备了中文自我介绍资料，予以散发，内称“远商来到此处，带有本国之货物，欲做买卖而已，故四方君子不必怀疑心，乃彼此以友心相待，则可使两下均受益矣”。
平民百姓对远商的好奇和热情，为历史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幕。“当地百姓极为友好，我们越是单独行走，他们待我们的态度越是热情坦率。”在崇明，“这些淳朴的人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欧洲人，其友好的举止超过我们以往任何所见”。“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来向我们索要小册子，我们散发了约20本。于是，一大群人便立刻围住得到小册子者争相阅看”。“不少人请求我们收下他们的鱼和蔬菜，并热情地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再来”。“待到我们回到船边时至少已聚集了600人”，“这就是中国人从他们官员的影响和成规下解脱出来之后的真正特性，这也就是那些官员们借口要保护我们免受其暴力侵害的人们”。
18天后，“阿美士德号”带着感慨和遗憾驶出上海港。但是，上海的平民百姓对外国商船造访他们口岸的欣喜，及他们对同任何陌生人交往受到约束抱有反感的情绪，都给林德赛留下难忘的印象。
1833年林德赛给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在英国出版，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上海港诱人的风采。
就在中英上海初交匆匆落幕后，仅仅过了10年，英国人就重返故地，并堂皇地成为上海人的邻居。
英租界的“出生证”
1842年8月中英《江宁条约》在南京签订，清廷被迫妥协接受了通商条约，上海作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2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任命33岁的前印度炮队连长巴富尔为首任驻沪英国领事，上海从此面临一种历史性的挑战。
1843 年11月8日，巴富尔乘“麦都萨号”轮船抵沪上任，他的公务活动有序、紧凑，短短10天就初步完成设置领馆、开埠、划定居留地界址三件大事。一名在香港见过世面的商人顾某主动提出接纳这个外国房客，结果巴富尔一行就在城内西姚家弄的顾宅敦春堂租得一处大宅，共有房屋52间，年租400元。
所有条约即日生效。巴富尔划定上海港的港界及洋船停泊区。停泊区位于今外滩苏州河到延安东路一段，这里的江面形似弯月，是黄浦江水势最深、水流极平之处，也是外贸中转港的理想位置。由此，上海港区的陆域开始越出长期局限在县城东南的十六铺－－南码头的一段江面，向北伸展直达出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港。
洋船停泊区也是英租界的原点。11月17日，巴富尔开始同上海道台交涉划定外国人居留地界址问题。初定界址为东至黄浦江，南到洋泾浜，北至今北京路，西以界路(河南路)为限。“领事慎重地将未来租界的四至作了规定，它的周围都是乡村、河浜和大江，这就使这块地区在必要时容易加以防卫”。
在上海开埠之初，巴富尔曾想买下整个居留区的土地，再分租转让给侨民，但条约规定可以租地，没有规定可以买地，购地要求自然遭到官府的拒绝。但如何办理租地手续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授权。最初两年中，上海道宫慕久只能会同巴富尔就租地建屋各事酌议条规商定处理。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将陆续商定的款项汇总成23条，以道台告示的形式公布并致函巴富尔，请其译成英文本。
《土地章程》形式上是道台的一件告示，其实却是上海道台和驻沪英国领事依据中英《江宁条约》，共同完成的一个合约。它非同寻常之处是如同赋予租界权利的宪章，是英租界的“出生证”。
“非广东化”的选择
开埠初的上海，与外侨初进入时的广州截然不同。在广州，外侨为进城问题交涉十余年未果，于1857年破城而入。在上海，中英交涉简单而迅速，以开埠和《土地章程》的公布画上从战到和的句号。这给上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英租界在和风细雨中做出两项“非广东化”的选择。
一是摈弃公行制度，实行自由通商。结果在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六周，就有七艘外轮入口，所付进口、出口税、吨捐与广州港的负担相比，有天壤之别。广州做法以 1836年为例，除去鸦片外，原棉约占所有进口货价值的一半，茶叶在所有出口货中价值占60%。根据税则，原棉的关税是每担(133又1/3磅)0.15 银两，但实际征收1.5银两，是规定的10倍；而1756年茶叶的关税是0.2银两，实际征收0.808银两。
二是外侨获得一个较舒适、广阔的生活区，彻底抛弃了广州商馆区式的“金鸟笼”。
但是，要在这片沿江滩地上建成一个外侨居住地和经营区却并不简单。初期这里的大部分滩地虽已开垦，但仍是满目荒寂。
英租界的市政设施更是一片空白。因地近江滩，处处是泥地，出门就是数寸深的泥泞。英国人穿皮靴在上面行走时，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来，皮靴已不在脚上。到1845年，外商租赁的地基范围大致不出前后街，前街即黄浦滩，后街是相平行的小道。当时修筑了四条连接前后街的东西向通道，即今北京东路、南京东路、九江路、汉口路，其中除九江路是纤道外，其余三条还是田间小径，田间丘墓累累。可是，这里却笼罩着相当活跃的气氛，港区也是最早的外侨聚居地。这期间，英租界外侨人口增长缓慢。1844年50人，1849年不过210人，五年中年均增加32人。但是，上海英租界却为在中国大陆的外商提供了第一块可以自由经营和生活的居留地。
“半推半就的接近”
按照英国法律，驻外领事只能租屋办公，不可购地建馆。但巴富尔在辞职前又完成一笔大买卖，于1846年4月在英租界北端购得李家厂一百余亩地，作为英国领事馆的地产。这里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原是一个废弃的兵营，只剩几座席篷。因尚未经政府批准，这笔交易由巴富尔私人先垫付4000元。1849年7月21日，英国领事馆乔迁新址办公，这座雄踞外滩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地的建筑自然成了早期英租界的心脏。
1846年，上海租界欧洲人约120人，他们喜欢到近郊游猎，那里的鹌鹑、野鸡、野雁数量多，品种丰富，而且 “当地华人和外国旅客之间也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当时由于通行的硬币很笨重，携带不便，外侨不习惯出门随带硬币。对于旅行期间的支出，外侨都使用开具“单据”，通常的做法只是在纸条上用铅笔写上几个象形文字，当地农民则满怀善意地接受这类纸条，兰宁在《上海史》中认为，在1848 年，一般上海本地人与外侨之间已形成融洽与谅解。外国人认为，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截然不同，而且广东人好勇，上海人却温文尔雅。 “他们不是在本性上愿意和外国人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短短三年，巴富尔在任期内促成《土地章程》的公布，完成了英租界的划定。他的辞职回英，象征着上海英租界草创期的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