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提要：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学自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上篇）
中共武装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篇）
“五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是 “为中共出卖而亡”（下篇）
二、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我们姑且不论，倘若要从中国新文学甚至中国大陆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悲惨遭遇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所颁布的“恶例和恶法”，乃具有何等的英明远见。而这个“恶例和恶法”的要害，不过仅仅是要禁止宣传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即苏共与中共要在中国制造的“赤祸”罢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是 “先有自由，后有审查”，即规定民间出版的报刊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警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之宣传部”。这相对于“没有自由，却要严查”，甚至“普天之下、莫非党报，率土之滨、莫非党刊”的中共专制极权统治相比，上述于外患内忧之下，由面对苏联侵略颠覆、中共武装造反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制定的“恶法和恶例”，单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起码要求来看，它是否也 “恶” 得太不够了呢？
我们姑且不论，即便是在这个“恶例和恶法”的限制下，中国正常的文学发展，应有的文学成就，非但丝毫未受影响，甚至成果辉煌。而且，即便是中共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本身，如果它真的仅仅是一种文学，文学史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它们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围剿”和摧残。例如，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巨著──一部意在批判那个莫须有“托派”和证明中国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长篇小说《子夜》，就非但能够出版，而且能够走红。还有，就是一直到死，都在一边领着“反动政府”三百块大洋的干薪，一边却在“死骂”着这个“反动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他非但“哀荣”卓著，而且 “生荣”辉煌，除掉他那个“既以批判他为始，又以辱骂他为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以外，真不知还有谁整过他，批过他，斗过他，让他挂过牌子，还是 “坐过飞机”，甚至是逼他上吊或投河？就更不用说是劳改、劳教了！至于江苏省警察局对他的“通而不辑”，无非是徒招来他更多公开的“辱骂和恐吓”罢了！
然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已经推行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害死了、逼死了无数的文艺家，包括他们自己的文艺奴才之后，它都仍然在坚决地拒绝颁布任何一种“恶例和恶法”。因为中共领袖陈云早已斩钉截铁地指示说：“过去我们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与国民党斗，现在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跟我们斗，所有民间出版物，一概取缔，不许存在……”29
因此，要想了解“国民党反动派”那两个“恶例”和“恶法”的来由，要理解已经给了“革命文学”之如此大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何又要制定这样的“恶例”和“恶法”，来得罪他们和他们的“革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由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来由，特别是这个“联盟”要充当中共武装背叛国家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特质，予以根本的辨识。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对于已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公然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们，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禁、不杀，后来却又偏偏处决了那五个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呢？而这五位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当真便是为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吗？
（一）
根本的辨识之一，就是必须认清北伐成功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状况。特别是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共“左联”发动与建立的历史背景。
简约地说，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的成功，不仅打败了辛亥之后各路持枪复辟的大军阀，而且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将一个久陷战乱和分裂的中国推向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走过了十七年艰难的反复辟历程之后，终于迎来了可以进行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犹如苏俄的托洛斯基所言：“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30
但是，由于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中被斯大林彻底斗倒，并被解除职务，这就使得新沙皇斯大林要继续命令中共公开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欲望，非但不曾收敛，而且愈加迫切。此其一。
其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由是，斯大林认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将促其灭亡的“预言”已经实现。因而，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特别是进一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国际条件已经形成。
其三，一九二九年三月，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阴谋策动中共暴乱，被东北当局察觉并逮捕了共产党三十九人，驱除了众多苏俄外交人员。于是，七月中俄绝交，八月至十一月，苏联红军大举侵略我国，曾担任过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亲率八万苏联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张学良的东北军惨败，我旅长韩光第阵亡。由是，由苏俄掌控的共产国际认为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胜算，已经显然提升，遂决定命令中共要以“里应外合”之方式，以 “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配合苏俄侵华战争，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一举推翻中华民国。
其四，一九二九年三月，原桂系军阀发起“两湖之役”，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之残余”们开始持枪叛乱，以企图维护北伐之前地方军阀武装割据的“山大王”局面。于是，四月至十月有冯玉祥夭折的武装叛乱；九月有广西宣布独立及张发奎、唐生智之武装叛乱；一九三零年二月，原来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又纠合各路反蒋势力，推阎锡山为首领，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于是中原大战爆发。这自然又使苏共立即抓到了命令中共在中国制造武装暴动的大好历史机遇。
更何况：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当斯大林派来的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中共的“八、七”会议时，就作过“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已经确定要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曾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必须建立“认俄作父”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曾通过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此后：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扞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31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在苏联已经决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时，共产国际执委竟然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命令中共‘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 ’”。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藉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
而当中国人民反抗苏联侵略的战争惨遭失败之后，为了使史称“中东路战争”的苏联侵华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立即发表社论，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
…………
彼时，虽然祖国的外患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苏俄授予他们的这一叛国旗号之下，遵俄命将武装叛国叛族推向了顶峰阶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领袖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 ”──此时，中华民国保卫国家和收回中东路国家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虽已惨遭失败，但中共却仍然要受俄命、乘外敌得胜之势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祗能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32 ──此时，虽然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但中共仍要“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以继续制造本国的混乱、暴乱和暴动来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 “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此时，虽然苏俄侵华战争早已胜利，但中共仍甘心接受侵略者的指示，竟然以继续保卫侵略者为由，加紧了对自己祖国采取“积极进攻”和“集中进攻”的武装叛乱。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于是，一场要在各个方面以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武装暴乱和暴动，就要拉开帷幕了。
这才是中共一手策划、领导和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特别是他们要迫不及待地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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