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中共的第一代红卫兵：左联五烈士
提要：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学自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上篇）
中共武装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篇）
“五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是 “为中共出卖而亡”（下篇）
引文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1
四十二年前，一九六零年的深秋之夜，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虽然饥肠辘辘，却怀着无限的崇敬，将这一首无题的“革命烈士诗抄”，抄录在他那本心爱的小本本里面。而他在这个小本本里写下的第一首诗歌，题目便是：“党啊，我的母亲！”。自然，这个党，就是那个正在逼他饿饭、并早已指斥他是一个“小右派”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他饿着肚子抄录下来的这一首“革命烈士诗抄”，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烈士诗抄。
所谓光阴荏冉，岁月如梭。一晃便是二十九年过去了。二十九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深夜，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昔日文学少年”，居然就面对着他那个正做着大学校长的哥哥──一个满怀着对弟弟的担心，来劝说他再也不要“上街”的哥哥，噙着满眶的眼泪，大声地吼叫着说：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2
这，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所写下的著名共产革命诗篇。而作家含泪脱口嘶叫出来的诗句，竟也把当时在场的本省一位“著名诗人”，感动得眼泪汪汪。第二天，诗人便把他的“壮举”传遍了那个缺少文化的中共文联大院。
那一夜，他几乎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痴痴地坐了一夜。清醒时，曾惊讶自己怎么就会面对着他的哥哥，嘶叫出那样的“共产革命”诗句。他明白，他的哥哥，一定是十分地伤心。而他，则已经怀着满心的羞愧了。因为，他在哥哥面前的表现，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就像白天声讨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的游行队伍所高唱着的，竟然是杀人党所唱的“国际歌”一样……因为，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饿饭时代的那个少年，彼时，他正在独自年复一年地清扫着历史的尘封，更在为胜利者所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里面，辨识着当代中国人民无穷苦难的真正历史来由。
或许，就是在那个漫漫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六四”长夜里，他也才突然地思考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这几代人，他们对“共产党进步派”的天生热爱，究竟来自哪里？而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天生仇恨，更是从何而来……？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学自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
一个不争的世界文学史事实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而在欧洲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上，除掉宗教的经典、史诗和教会的文化以外，几乎没有个人创作的文学可言，甚至连中世纪之前的罗马希腊文学，都几乎与庞贝城一样，被深深地埋葬在欧洲的大地之下。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悖反的历史差异，其最为重要的缘由，大概就是中国的专制君主们，因不曾实行过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文学创造的相当自由；相反，恰恰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实行了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所以，才因思想的绝对专制，而将人民文学创造的自由剥夺殆尽。
另一个不争的中国文学史事实是，中国的文学，恰恰又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产生了一次大发展和大普及。其原因，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型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他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地担负起反对专制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才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3也就是说，正是伟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才将文学的创造推向了一个更其高远、也更加普及的崭新历史境界。
然而，一个争论不休的文学史事实，却伴随着辛亥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伴随着前苏联要命令和指挥中国共产党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和武装出卖中华民族，更伴随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侵入，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应运而生，而产生了在辛亥之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因回首百年文学发展而已经能够“盖棺论定”，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甚至是在辛亥之后军阀混战的年头，才产生了真正的好文学和真正的大作家，但是，迄今为止，由于一部部中共“中国新文学史”，依然要从那一部部用尽谎言编织的中国现代史“出发”，继续编织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没有文学自由”的历史性谎言，继续地讴歌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甚至将他们在外敌的命令和指挥下背叛国家民族的历史罪行，继续当作一篇篇大无畏的文学英雄的史诗来横加歌颂，这就不得不迫使着我们要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辨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