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路过上海
爱因斯坦乘日本船“北野丸”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到达上海，在上海当时的汇山码头登陆。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社代表，还有一批中外新闻记者等。进入市区后，有关团体在上海“一品香”餐厅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继至上海“小世界”听昆曲，以后又游赏了城隍庙、豫园和主要街道。据说，当爱因斯坦走进上海南京路时，上海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起来。爱因斯坦夫妇于次日 14日 凌晨仍乘原船往日本，于11月17日抵达神户。
据当时报刊报道，中国人看到的爱因斯坦是这样的形象他“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 －－一件礼服，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的王冠，有的地方被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
爱因斯坦此次到上海，引起中国人对相对论的极大兴趣。北京、上海、南京各大学也一一发出讲学邀请。爱因斯坦本人不仅在宴会上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在和其他人的谈话中也一再明确表示，准备应邀到北京、南京各大学讲演，还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因此，希望离沪早去早回，表示在日本“逗留7个星期之后即来中国”。
第二次路过上海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从日本门司乘“榛名丸”船离日回欧洲。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到达上海。很多人到上海码头迎接爱因斯坦，令爱因斯坦“应接不暇”。
爱因斯坦这次到上海后，住在当时上海的杜美路9号。他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邀请，1923年1月1日下午3时，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中国的一些学者参加了这次讲演会。
参加这次演讲会的中国学者张君劢是一个虔诚的心灵学者，在爱因斯坦报告后他提问心灵学问题。爱因斯坦答曰 “这是不足道的事”。这个提问，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悲哀。难怪当时许多报纸报道此事时，发出了对心灵学者的责问 “不审吾国人研究灵学者，对于恩氏 即爱因斯坦 又作何感想 ”
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经上海以后，中国各大学和学术团体都忙于筹集资金，创造条件，以备欢迎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在他第二次路经上海时，也正如当时《新闻报》指出的一样，“本埠 上海人士甚望更开一欢迎会，俾众人咸得一聆此名 相对论以宿雅教之念。”但是，爱因斯坦毕竟没有在中国讲学。在他第二次到达上海之前，在1922年12月7日自日本京都寄给当时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字浮筠)的书信写道：
“夏博士鉴
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安斯坦”
爱因斯坦是1923年1月2日11日仍乘“榛名丸”邮船离开上海的。他在埃及塞得港下“榛名丸”，赴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后才回柏林。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 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 即五四运动－－本文笔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以上日记文字是从爱因斯坦的女婿(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的女儿的丈夫)R.凯塞(Kayser)以笔名A.赖塞(Reiser)在1930年所写的《爱因斯坦传》中摘录的。关于这本传记，爱因斯坦在1931年说 “赖塞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的传记中最好的一本。它出自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好了解的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