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共控制下媒体牺牲者墓园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三部份D）

发表：2005-04-06 23:14

【编者说明】

　　第五章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一、严格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
　　二、抓捕与杀害记者
　　三、严密控制境外记者的采访活动
　　四、牺牲者墓园
　　【注释】
　　【编者说明】
　　本报告是作者受“中国人权”委讬完成的研究报告，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本刊获“中国人权”许可全文刊登，谨此致谢。
　　 2005年1月24日，在各国知识界声誉着着的美国《纽约书评》双周刊刊登了介绍这个研究报告的书评“China: Wipping Out the Truth”，书评的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E. P. Link（林培瑞）。
　　第五章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四、牺牲者墓园

　　 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方面媒体渐渐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来源，有些媒体由全额财政拨款变成了差额财政拨款，有些因为地方财政困难而减少拨款，有些新创办的只有创办资金而缺乏后续资金，需要“创收”（赚钱），因此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又实施诸多限制，新闻来源相对匮乏，让媒体每天为填充版面、维持销路而发愁。这种状况被媒体形容为“又要将我们捆住手脚，又要将我们踢下海”。为了生存，不少媒体只好打“擦边球”，寻找一些既能吸引读者又不至于遭禁的题材。即便如此，还是屡屡有报纸和杂志被封、出版社停业等消息传出。尽管这些消息比较零散，但还是罗列于下，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大致情况：

　　 1989年停刊的报刊杂志有：《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走向未来》丛书与杂志，《国情研究》，刚从美国移回大陆出版的《知识份子》杂志。

　　 1990年代被陆续惩罚的媒体有：北京《青年报刊世界》因1996年5月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责令停刊。

　　辽宁《当代工人》杂志1996年某期发表了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有关“五．一六”的文章，国家新闻出版署责成辽宁新闻出版局要求该刊作检查。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2月30日被迫停刊。《方法》杂志1999年1月被关闭。
　　《东方》杂志1999年宣告正式停刊（此前已经被停刊整顿了两年）。
　　《北京文学》1999年因发表广东作家林贤志“五四之死”一文被勒令检讨。

　　 “今日中国出版社”因为出版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1999年5月被关闭，该书的策划者与责任编辑从此被禁止再从事文化工作。

　　 1999年11月初，《工人日报》头版登载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对中国工会组织发表的长篇讲话，因该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工会与党完全一致的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此语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第二天该报登载了声称前一日所登文章“严重失实”的“修正版”，将当初尉健行讲话中提到的有关工会与党组织及政府关系的那段话全文删除，《工人日报》社长翟祖庚和主编张弘遵还是被指控失职而遭撤职处份。

　　《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因发表何清涟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而受到整肃，总编周实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

　　《百花洲》杂志2000年因发表山西作家谢泳的文章遭到批评。

　　《南风窗》2000年多次被勒令检讨。《兰州晚报》2000年11月因报导批评军内某些问题，遭军方指为有损解放军形象被查处，报社正副总编、新闻主管分别被处份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百年潮》杂志多次被警告乃至总编换人。

　　《广西商报》因拒绝并入党报《广西日报》，2001年被广西自治区党委勒令关闭。
　　《羊城晚报》的《新闻周刊》2001年5月2日发表对何清涟的专访，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广西的“漓江出版社”也因出版何清涟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被中宣部称其书中文章讽刺了“三个代表”理论而停业整顿，责任编辑被出版社除名。

　　《经济早报》2001年6月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该报在“证券”版刊登了一篇“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文中有段文字：“深本地股经常敢为天下先，常有逆大盘的黑马，在大熊市中救民于水火，有特区的拓荒者色彩；最近两年底气不足，可能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作者注：一首歌的唱词，指邓小平）走了，江总书记马上在‘黄浦江上画了另一个圈！’政策优惠没了，有点像后娘养的，大家从中央决定今后主板合并到沪市，就能看出究竟──不过风水轮流转，一旦锦涛同志接过革命的红旗，一定是团干部领导‘新移民’‘走进新时代’。”中宣部下令，称该文“竟用中央领导人来调侃，实属昏头”，勒令停刊。

　　还有一些出版社因出版有“问题”的图书或与私营书商合作而屡遭整顿。其中“著名”的有，改革出版社、电影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等。

　　被中宣部指为有“问题”的图书则包括：《山坳里的中国》、《历史的先声》、《中国左祸》、《乌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官场秘经》、《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等等；还包括一些“新新人类”的文学作品，如《上海宝贝》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图书因“敏感”而无法出版。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历史的先声》一书。一位笔名为“笑蜀”的知识份子将1949年以前中共《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鼓吹民主自由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历史的先声》出版。这两张报纸是中共自己的重要媒体，《新华日报》就是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前身，当时在国统区重庆出版，《解放日报》则是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喉舌，1949年后成为中共华东局的党报。书中搜集的两报文章有不少就是中共领导人撰写的，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指责国民党“一党专政”，控制新闻舆论，破坏民主自由等，同时大力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例如，该书第四部份“让思想冲破牢笼”中收集的当年中共党报的文章，就使用了如下标题，“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驳‘灌输’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言论自由和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等。耐人寻味的是，现今的中共当局对此书的出版非常恼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就此书开了一个会议，认为该书“借我党领导人早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攻击我党与政府，居心叵测”，“应当严厉禁止今后再出版这类借历史影射攻击现实的书”。于是出版该书的汕头出版社被停业整顿，编者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学校。由此可见，中共显然只是将民主自由作为夺权的宣传工具，一旦政权到手，不需要这个“工具”了，它就把“民主自由”从民众的权利中删除，不准提及，谁再提“民主自由”就是“借历史攻击现实”，就惩罚谁。

　　 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整顿，原有编辑记者被清洗是一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南方周末》以敢于批评社会腐败现象，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深度的报导而声誉雀起，享有盛名，被中宣部视为“自由主义思潮阵地”，对其衔恨已久，中宣部“月评”经常点名批评该报。90年代后期，李长春（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刚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时，就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话：“广东的媒体太过于自由化，闹得太不像话。我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南方周末》等几家报纸。我在家里就从不准我的孩子看《南方周末》。”此话一度被广东传媒界传为笑谈。李长春的整顿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让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将《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调离（2000年1月）。该报记者开玩笑说，向中宣部写检讨是《南方周末》主编的基本功之一。

　　由于《南方周末》这个记者群体是中国传媒界公认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江艺平被调离后，该报虽稍有收敛，但仍然继续坚持对其他地方腐败问题的报导。 2001年5月，中宣部找到了一个藉口对《南方周末》实行大规模整肃。此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期间，广东省委宣传部受到了其他“兄弟省市”的集体 “围攻”。首先是湖南省的宣传部长向广东的该报发难，指控它在报导抢劫银行杀人罪犯张君集团案时，把犯罪的根源归咎于湖南省的社会环境，矛头直接指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接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也指责该报在报导江西万载爆炸案时，不遵守党的新闻纪律，不用新华社记者的通稿，擅自派记者往现场采访，刊登不同于新华社通稿的报导，将爆炸的责任归咎于当地教师强迫学生手工造鞭炮，严重败坏了当地政府的声誉。河南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满该报披露河南爱滋病蔓延的报导。四川、海南、云南、湖北等省的宣传部长也纷纷群起围攻，怒责该报长期以来大量刊登揭露当地黑暗面的报导，给当地党和政府“抹黑”，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声誉，并强烈要求中宣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严厉处罚该报。据说他们齐声责问广东省委宣传部：“你们广东难道没有腐败？你们那里难道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报导自己的问题？想学习美国的霸权主义，当太平洋警察（意为管得宽）？”于是中宣部乘机下令整顿《南方周末》，整顿办法是：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记者部正副主任撤职，几位主要骨干记者除名，从主管单位《南方日报》社调来一位“政治上可靠的人”任新总编；其他记者留报社察看半年，视其“表现”（即对党与政府的工作态度）决定是否留用。此后，《南方周末》的老记者星流云散，被中国视为“第一周报”的这张报纸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本章分析的事例仅仅涉及到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的两种手段：危及生计与司法迫害。其他的手段如动用国家安全局对上述人士中社会影响较大者进行跟踪、电话监听、监视电子邮件、偷拆扣留信件、监视居住、秘密搜查等特务手段，以及对一些人士通过垄断舆论或专政手段从事“国家诬陷”来败坏异议人士与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份子的名誉，均不在本书分析之列。同时还必须指出：上述名单并不完全，只是记载了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有充足的事实表明：这块牺牲者的墓园正在不断扩大。

　　【注释】
　　[1] 赵世龙，“是谁在阻挠采访？”，《南风窗》，2002年2月下。
　　[2] 出处同上。
　　[3] 见《太阳报》（香港）2002年1月1日的报导。
　　[4] “爆竹厂大爆炸，江西网民斥官员太腐败”，见多维新闻网，2002年1月1日；“万载爆炸案外的新闻‘封锁’战”，见多维新闻网，2002年1月5日。
　　[5] 《法制日报》（北京），2001年1月17日。
　　[6] “山东记者采访贪污案遭警察毒打”，《苹果日报》（香港），2002年1月8日。
　　[7] “中国记者的红与黑──评中国记者现状”，来源:北大三角地 bbs.beida-online.com。
　　[8]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9] “兰州市公安局发出‘黑名单’禁16名记者采访”，《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
　　[10] “披露县委书记大搞形象工程，《工人日报》在河南卢氏县被通知收缴”，中新网北京2001年8月24日消息。
　　[11] 赵世龙，“是谁在阻挠采访？”《南风窗》，2002年2月下。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198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1990年5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李志东、檀文祥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13] “亲朋推断是黑社会报复杀人：陕西一记者神秘死亡”，《三秦都市报》，2002年1月30日；也载于《今晚报》（天津）网络版（www.jwb.com.cn2002）。
　　[14] “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15] “一本奇书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 [16] 根据2001年5月桂晓琦到深圳与笔者见面时的谈话。
　　[17] CPJ 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s 2001, The Price of Intergrity.《开放》（香港）2001年8月号，“薄熙来迫害反贪记者姜维平”。
　　[18] 详见“北京市执行《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北京市政府1990年3月19日以第4号令发布。该法规从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网站“中华传媒网”的“传媒法规”栏目下载，该网站地址是www.mediachina.net。
　　[19] 转引自多维新闻网2002年5月10日特稿，“北京官方如何对付境外记者”。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外事办公室下发的该文件标题是“关于加强对境外记者采访事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号是“朝外政字[2002]04号，签发日期是2002年2月9日，签发人宿静美。
　　[20] “魏城日记：记者会上的虚假”，BBC中文网，2002年11月12日。
　　[21] Joan Maltese, ”How China's Propaganda Machine Works,“ Special for NewsMax.com, July 4, 2003.
　　[22] David Lore （a foreign expert of Dow Jones Commentary）, ”The Perils of Speaking out in China.“
(当代中国研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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