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的大陆行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其实，台湾的泛绿又何尝想要“战争”？泛绿也好、泛蓝也好，人们要和平的心态是不变的。变的是他们追求和平的方式不同。
本文先不谈不同点。笔者认为，泛蓝与泛绿的思维都落入了一种“苟安”、“偏安”的思维。表现出来的就是“怯战”与“恐共”。而且，即使没有政治立场的台湾人也都表现出这样的心态。
这是台湾人真正的最大公约数！所以，一谈起“老共会打过来”、“老共会对付你”、“老共会经济制裁”，台湾人就退避不只三舍了。另一方面，老共抓到台湾人偏安的心态，说可以“一国两制”、“招抚台商”，或做出一些和平的假相，台湾人也有意无意的自己催眠自己地接受了！
而且，偏安与苟安的表现在凸显“台湾主体性”上。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深层意涵其实就是想“脱离中共独裁下的中国”。笔者很认同；早期极端的台独是共产党搞出来对付国民党的。不过后来“台湾主体性”之所以壮大，也都是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恐吓所导致的。尤其中共文革、六四乃至后来迫害法轮功，这让许多台湾人厌恶中共政权，也更想脱离中共。
然而，许多台湾人搞不清“中国”和“中共”的差别；因此台湾人常把“中共的暴政”概化为中国本身。然而，谁想被中共统治？不只中国人，连中共自己的党员都在外逃了。是以，台湾的偏安心态其实是中共的暴政所导致，也是早就散布出来的一股“脱离中共”的思想。
然而，中共却把这股“脱离中共统治”的民意污名化为“台独”；中共不敢把台湾人想要“分离”是出自厌恶中共带给中国人的暴政，以及台湾珍惜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实情告诉中国人。
泛蓝的人未尝不明白中共不好，可是他们又认为：“中共不好惹”、“不要刺激老共”，所以不敢再谈“反共”，走在一种模糊地带。泛绿的人士却认为，应该彻底和“中国”（其实是中共独裁下的一个红色帝国）划清界限。
说实在话，泛蓝与泛绿都想“偏安”，只不过一个是想要“建国”；一个是想要避开建不建国的问题，用交流的方式取得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之外，经济也很重要。随着中共的经济成长，台湾的优势也被中国吸走大半。这时，泛蓝更想用经济发展来取代一触即发的政治议题。
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想要追求和平并没有错。错的是：中共不是一个和平者；它是伪装和平的侵略者。错的是，中华民族长期遭到中共的暴政，可谓民族之悲剧。今日台湾不分蓝绿的偏安与苟安心态，站在民族大义上是彻底的“自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置百姓苦难而不理，台湾人只想偏安一岛，自己关起门来民主自由、经济发达，这怎么能获得上天的庇佑呢？
中国历史上，偏安自来没有好下场；苟安从来不是好的字眼。历史推崇诸葛亮，因其坚守大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历史推崇唐太宗，因其兴兵清理隋末乱局，再造大唐盛事；历史推崇岳飞，因其心系北方故土，时时想要还我河山；历史推崇孙中山，因其顺天应人，推翻满清。
相反，刘阿斗乐不思蜀是苟安心态；秦桧主张和谈也是苟安心态。历史上，希冀自己的和平与幸福而忘却民族苦难的，到头来都是民族的罪人，而且也都难逃强敌之手。
今天，中共造成了台湾岛内的许多问题。但是，台湾本身的偏安与苟安心态刚好成了中共分化的大漏洞。它把“泛绿式的偏安”塑造成“台独”，然后煽动大陆同胞，甚至是泛蓝人士起来“反台独”。它再利用“泛蓝式的偏安心态”，诱使泛蓝产生幻想，希冀用南宋式的方式换取和平。
然而，南宋偏安百多年后，最后是大臣背着小皇帝跳海。台湾呢？中共不灭，台湾怎么偏安？哪里有真正的和平？台湾应该备战而不求战；备战除了国防，还要心防；除了坚守民族阵容，台湾人还要意识中共的真面目，并从经济、国防、文化等各方面充实备战。台湾不求战，但是天下苍生之苦难已到终结时，台湾不能“畏战”。
台湾应该毋忘在莒、应该还我河山、应该高举义旗、应该声讨无道。路走正了，台湾可能兵不血刃，便完成使命；路走不正，台湾依旧被中共给吸着血、蒙着眼并全盘遭到中共的威胁。那么，这不是台湾朝野畏战苟安的必然结果吗？台湾要振作，从道德高度认清使命，反击中共的大恶，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