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次“失去”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闲荡到我家附近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有一个儿童暑期美术班正在上素描课，我在窗外看得出神，回家就试着练习，第二天再准时去窗外旁听。时间一久，终于被老师发现，知道我没钱缴学费，就允许我进教室“旁听”，还免费供应炭笔、画纸。老师告诉我，他愿意特别向校方推荐，可以免试入学。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向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父亲说：“我们家那么穷，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是不知道，画家，哪一个不是潦倒贫困的？”
老师很同情我的处境，他说他小时候学画同样遭到父亲反对，逼得他离家出走，偷渡到日本，终于学成归国。老师到我家说服父亲，偏偏父亲是个极端固执的人。他们两人从争辩而争吵，最后是老师败北而去。伤心之余，我决定效法老师离家出走，偷渡日本。从不出门的我，走了三个街口，就茫然地坐在人行道的石阶上发呆。父亲找到了我。回家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不得不投降，答应“悔过求新”，答应参加普通初中的入学考试。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大学时有一位女同学文静寡言，面目姣好，年轻的我，难免心动。我们每天几乎都有一二小时独处，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温课，发现她家竟然十分豪华。毕业餐聚那天，同学们戏笑着向我们祝福：“向新郎新娘举杯。”她都大方地接纳，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餐聚后的第三天，突来的机缘，我决定去台湾。满怀离愁，去她家话别。听完了我结结巴巴的述说，她出奇地平静，冷冷问我：留在上海一定不好吗？去台湾一定更好吗？我拙拙地说真希望有她同行。她还是那么平静，说：“你只有一个舱位，我哪能去？再说我凭什么身份跟你去呢？”
离开上海四十年后，我和琼瑶回到上海，在我下榻的饭店欢宴我的老同学们，居然来了二十多位，彼此相见，恍如隔世。琼瑶表示她很希望见到我的“初恋情人”，但她－－没有来！并且没有一位同学知道她的下落。
这是我生命中，另一次的“失去”！
离开上海，最使我舍不得的，当然是这个家。母亲把二两黄金密密地缝在我一件外衣的垫肩里，又细心地为我整理行装，含笑地说：“等日子平静了，就可以回来啊。等事业有成了，可以接我们去啊。”当时，我也觉得也许两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来。但没有想到这是永别。这又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去”。
结缘张爱玲
从一九六六年四月，《怨女》在《皇冠》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我们与张爱玲，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情谊，及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对照记》问世，共出版了十六部著作。
六十年前中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正进入所谓的“吞咽期”，疯狂地吞咽着大量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许多张爱玲的作品。时光荏苒，辗转流离，我到台湾办起了《皇冠》。一九六五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
《怨女》很快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我堂伯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 吧。
虽然有这么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我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去信都是透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了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维持三十年的友谊而不变。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我都会寄去录像带，但她都“不予置评”。
但有件事，她曾主动寻求我们的协助，我觉得她当时真的动了气。那是一位作家搜集了几篇她早期的旧作，未经她同意即径自出版，为此她写信给我，希望我能代她出面争回公道，必要时，她甚至愿意诉诸法律。幸而经过交涉之后，那家出版社愿意回收那两本书，免除了一场诉讼。虽然淡漠红尘，不问是非，但对自己的作品，张爱玲始终严肃以待。
《中国时报》曾于一九九五年颁赠文学上的“特别成就奖”给张爱玲，她欣然接受，并且特别去拍了一张照片，手持一份印有“金日成昨日逝”头条标题的报纸，幽默地表示这是她的近照。后来，她也决定将这张照片放在《对照记》再版时的最后一页，并补写了一段旁白：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一笑。
与时间赛跑
台湾早期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两本书，都是经由我全力策划、完成的。有趣的是，一本为《中国时报》出版；一本为《联合报》出版。
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时，美国新闻处找来一本美国新出版的《肯尼迪传记》，希望由一家颇具声望的文化机构据以翻译后出版。他们选定了《中国时报》。
此书必须在肯尼迪就职典礼前一天出版。全部作业时间，不到二十天，译稿必须先送交美国新闻处审定，这很耗费时日。那时候印刷又是慢速半自动的平板机，手工装钉更是费时。总之，要如期赶出来，几乎是不可能。担任翻译的彭中原先生表示，惟有和“鑫涛合作，才有信心完成”。于是全权委托我们处理。
我把一家小型印刷厂高价承租下来，排字工二十四小时待命，又派专人守候在中原家，每译完一章，立刻送美国新闻处，审定后的稿子再由专人直接送工厂。这一个“不可能任务”，居然还提前两天完成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进入《联合报》，主编副刊。那时《联合报》正蒸蒸日上，士气如虹。《中国时报》也正突飞猛进，两报间全方位的竞争，如火如炽。
日本《朝日新闻》百万奖金征文，由三浦陵子的《冰点》荣膺首奖，是日本的一大盛事，也引起国际文坛的瞩目。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样重要的作品，透过特殊关系，以最快的速度拿到原书，并快速译完了全书。当核稿完成，正待择日连载时，却因驾车不慎，双脚受伤，住进了医院。
我有每天清晨睡醒第一件事就是读报的习惯，在病床上也不例外。发现《中国时报》副刊的预告即将连载《冰点》云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估计时报绝对还没有译完全书，这是他们的“罩门”。我撑了拐杖，到报社紧急换版，第二天的副刊上，“闪电推出”《冰点》，整版刊登。
《中国时报》绝非省油的灯，也紧跟着紧急推出，但在进度上已大大落后。于是，他们忽出奇招，腾出另一个版面，两全版刊载。
两报副刊正竞相刊载时，我们已暗中把全书排好了单行本，以印报纸的轮转机印好全书，初版二十万册。在副刊连载九天后，紧急发行，此书一天内抢购一空，并不断再版，其畅销的盛况，是台湾出版史上的空前纪录(四十年后才被《哈利·波特》的中译本打破)。在台湾的报业史上，这是很罕见、很传奇的一段掌故。
电影梦的开端
在我儿童时代，电影是昂贵的奢侈品，看一场电影，可以回味好几年。直到在台湾做公务员，还是没有余钱进电影院。好在植物园有“蚊子电影院”(露天电影，看场电影必然要贡献若干宝贵鲜血给蚊子大队)，每周末放一场，即使下雨天，我也必穿上廉价的塑料雨衣去看，雨中欣赏更有诗意。琼瑶后来说：“植物园的露天电影，我也是经常前去。”
时隔十几年后，这两个“电影疯子”相加，居然在中国电影界闯出了一些纪录。
琼瑶把婉君与周家三兄弟感情纠结的故事，写成《追寻》，发表于《联合报》副刊。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正值起飞，颇具声望的李行导演看中了《追寻》，有意拍摄为电影。改编的影片更名为《婉君表妹》，放映后叫好又叫座。因为这部影片，使两个电影疯子从单纯的观众立场，走进了另一个境界。
李翰祥挟“梁祝”的盛名，来台成立公司。他认为琼瑶的小说电影感特强，只要把小说分分镜就是剧本。果然，他“重金拍摄”的《几度夕阳红》，盛况空前。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人简称为“琼瑶电影”，任何一位导演或制作人，只要买到了琼瑶的小说，就可以全球“卖埠”，预收定金，顺利开拍。
有一次去电影院看一部“琼瑶小说改拍的电影”，由一位著名的演员“演而优则导”。除了剧中人的人名是小说中的外，剧情完全瞎编乱搞，与原作风马牛不相关。“既然这样，何不自编自导自演？”琼瑶在电影院里气得全身发抖。
再一想，真的，何不自己拍？于是成立了“火鸟影业公司”，两个电影疯子结集了其他一些美术界、电影界的电影疯子，从圈外踏进了电影圈内。
隔行如隔山哪！看电影容易，拍电影可真难。我们拍了两部片子，口碑不坏，卖座却不理想。“火鸟影业公司”成灰烬，未能再生。两年后，因为一个偶然机遇，又成立一家电影公司。经过了以前的经验淬炼，我们有了新的策略。我们把公司命名为“巨星”。第一部拍摄的是《我是一片云》。林青霞、秦汉和秦祥林，当时虽还没有大红大紫，但已如日东升。加上校园美女胡茵梦，阵容十分坚强。主唱主题歌和插曲的凤飞飞，因为她嘹亮清纯的歌声，跃登唱片界的首席。琼瑶常说写小说必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我们拍片的原则，也必求“感人肺腑，赚人热泪”，也许这是“巨星出品”能够一举告捷的最大原因。
为了追求质量，原则上每年只拍一片。既然《我是一片云》如此卖座，以后的出品，都能争取到最好的农历新年档。最好的院线，加上最好的档期，当然形成了最好的循环。我们的电影之路，终于走过坎坷，步上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