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劳教制度不同于犯罪审判制度，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由公安就可决定。劳教制度说白了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关押人。而且劳动教养制度可以限制人身自由长达4年。
因为劳教不经过检察院起诉，不经过法院审判、也没有律师或自己辩护的机会，更没有上诉一说。只要官员大嘴一张，就可以把某个人送去劳教，于是一个公安局的官员就可以自己立案、自审、自判、自定几年刑期。整个程序简单到极其荒唐的地步。
因为判处劳教极其简便快捷，往往被独裁者和贪官们随心所欲加以利用，成了它们报复或压制民主、欺压百姓的作恶工具。例如上访就是去向中央反应当地官员的不法行为，那么上访的民众被抓回来被当地官员送去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了。
劳教使用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它不受监督制约，历史上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历来中共当局经常利用劳教来惩罚异见人士，而今又被广泛用于迫害无辜的法轮学员。
劳动教养的规定仅仅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立法程序上有重大违宪之嫌。不经过法院审理，便把人劳教，剥夺人身自由，这也是完全违背中国宪法的。而剥夺人身自由这一强制措施，是任何法制国家经法院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后才能实施的。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中共的劳教制度明显违背了它自己所签署的国际公约。
该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三款又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剥夺人身自由和强迫劳动的决定只能由法院做出判决，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而中国的被劳教人员则是名副其实的奴隶。除了饱受各种酷刑之外，他们在警察的逼迫下超长时间劳动却得不到任何报酬。
酷刑是共产党国家统治的又一法宝。也许有人会说，酷刑哪个国家都会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哪个国家也都没有中共这样明目张胆。美国也披露过警察殴打犯人的情况，但是一旦揭露出来，警察肯定会被追究责任。而在中国，酷刑则是司空见惯，根本谈不上因酷刑而追究警察的责任。
中国的警察从办案开始，不管有没有证据，只要警察认为某人可疑，就可以抓起来。接着第一步就是上刑暴打，碰上一个抗打的，坚强不屈，后来发现打错了也不会有什么责任，被打的人自任倒霉，没地方伸冤去。如果打对了正好，案子就算破了，警察英明。
要是碰上一个不抗打的，屈打成招，定了案了。警察也照样交差了事。如果罪不至死，判了几年，也许还有给平反的机会。真要是一个死罪，吃了枪子，就成了冤死鬼。以前的不说，就说现在闹的沸沸扬扬的聂树斌一案，十年前被判强奸杀人执行了死刑。现在真正的凶手现身了。
不管什么案件，只要上边有命令限期破案，那么这个案子就必破无疑。警察总能找到一个可以怀疑的人，即使不是真凶，通过酷刑或者其它手段，便可使这个人自己承认作案，而且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节，如此简单。再难的案件焉有不能交差之理。
从聂树斌案当时的报道看，一切都是有根有据，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说警察只是攻心，而没有说使用什么酷刑。当然那是自然的也无需说明。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无辜的人怎么会自己承认，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承认犯下杀人的罪，如果不是承受不了的酷刑使其宁求速死或者使用药物摧毁其神经，聂树斌不可能承认自己犯了死罪。
在民主社会里，严刑逼供是非法的，通过暴力取得的证据是无效的。在中国严刑逼供不知制造了多少像聂树斌这样的冤案。
西方社会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毒树结出来的果实即使无毒也是不能食用的。应用在法律界就是如果使用的手段非法，如严刑逼供，则取得的证据是不可以被采用的。作为国家执政机关，不可以冤枉一个好人。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一切靠专制靠暴力，不要说冤案，就是赤裸裸的杀人又怎么样？它是流氓，它谁也不怕。
不光是办案使用酷刑，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的管理上，酷刑更是非常普遍。据被释放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披露，电棒、老虎凳、皮鞭、竹签钉手指、死人床、约束衣、水牢、火刑、冻刑、吊打和注射药物等刑罚在监狱和劳教所里经常使用。
大家一定都记得，小说《红岩》描写的“中美合作所”里也有老虎凳、皮鞭和竹签等一系列刑具。但小说中并没有一例被酷刑致死的报告。而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71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这说明了什么呢？
中共的解体乃天象所至也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不存在了其劳动教养制度也就必然随之灰飞烟灭。那时便是人民享受自由和民主远离酷刑和恐惧的时候。这个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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