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显而易见，皇恩浩荡，文人入仕，郭氏苦心，毛公神会。文人区区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论，中共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于是开创了中共暴政以史料杀人的先例：
从武训到肃反，从海瑞到文革，从孔子到批林。甲申之不祥，可谓甚矣。
历史真是无独有偶。六十年后的2004年甲申却是中共的不祥之年。 2004甲申年，中国和海外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很可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在这些看起来并不吉利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甲申年末，“大纪元报”连发九评，以血泪之笔、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中共的真相与罪恶全面地详尽地公布于世。对于正在忙于鼓吹盛世、挤身世界妄图抹杀其近一个世纪的罪恶昭彰的党史与暴政的中共，九评犹如五雷轰顶，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甲申年给人们的历史的反思：
明朝曾经是何等的富强呀，即使是在因黄仁宇著作而名闻遐迩，暗示着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明神宗万历15年（公元1587年），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大国。1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33年之后，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到达美洲，51年之后，路易十四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当日中国的经济、文化、手工业、科技、建筑、道路等等，让利玛窦等传教士欣羡不已，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在他们眼里简直犹如天堂。
但短短57年之后，这样一个帝国，就被一个“草寇”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举子领导的农民军颠覆了。
孙中山先生冒死推翻满清，创立了中华民国，建立共和。中华民国实行开放，引进外资，联合英美，抗击日寇，扶助民生，保护私产。可是，从 1911辛亥革命到1949己丑奔台，仅仅短短38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就被一个仅有中等师范文凭的“草寇”和几个“勤工俭学”的海龟派领导的农民军颠覆了。
明朝的灭亡在于腐败的吏治。《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中华民国败于中共暴力，除腐败的吏治之外，主要的原因是蒋家王朝疏共和，搞专制。当时 中共利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反专制，要民主的意愿，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因此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甲申三百年祭”拍上了毛泽东的马屁，学而优则仕，文人遇明主，何等幸运！何等荣耀！于是以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杨虎、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受宠若惊，群起而效之，一边倒向中共，对中共谎言着迷，自欺欺人，把国民党上层人士与国统区人民引入歧途，成为中共窃取天下的急先锋。历史证明中共的诺言如今无一兑现，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不幸，更是中国文人最大的耻辱。
历史是漫长的，然而历史语言却是有限的，当年的豪言壮语，如争民主、争自由、要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保障民主的实现、严惩一切贪官污吏、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等等，如今成为投向中共的利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利用个人的时空局限替暴君伪造历史是御用文人的无耻天分，“九评”以春秋之笔鞭打中共暴政，犹如替天行道。“九评”是为中共送葬的祭文。“九评”中大量运用中共的政治语言，使在中共暴政下生活过的人立即回想起从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到屠杀法轮功的噩梦。“九评”是历史的徼文。天怒人怨，神明难安，“九评”是历史的必然。“九评”对中共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可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重要是。“九评”能使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了解中共暴政和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像与本质。读完“九评”，尚有余言，姑撰写此文。
（一）中共的流氓经济
中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它的特质是流氓痞子政权。中共的流氓政治人们看得多了，它的经济其实也是流氓经济。中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保护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共产党要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居然已经写入宪法，不得不令人从"共产"历史与当今现实出发想一想：为什么？ 八十三年前，十二个潦倒的知识分子仿效苏俄成立了共产党，这些人中间不乏正直的学者，然而其中最微不足道的毛泽东打下了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屠杀了几千万同胞的暴君。他靠的是什么法宝？共产：土地革命-共了私人土地产，镇反肃反-共了旧职人员产，公私合营-共了民族资本产，文化革命-共了生活资料产。毛的共产法宝使你穷困潦倒，一贫如洗，然后精神变态，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进而失去独立，失去人性，向共产党交上私产不够，还要交上私心。不要误论为，如今立法保护私有财产从理论上挖了毛的根基，从实践上为共产党挖了坟墓。因为共产党决不会为地主富农"平反"，决不会归还私人资本，决不会低头认罪，决不会为民作主。那么他想干什么？天真的人们，请不要忘记：毛时代的共产党人夺权为政，为党国，为功名，如今的共产党人为政肥私，为私产，为子孙。毛时代，共产党人有穿破衣旧鞋的虚伪性，如今的共产党人有穿西装革履的虚荣心，毛时代的共产党人如今已经归天或已成了老朽，老羞成怒也无济于事，他们的接班人"现代化"了，"私有化"了，发了！ 富了！于是要立法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了！请问： 当代中国谁有私产？宪法要保护的又是谁？回答是： 以参股为名的官僚资本， 以圈地为先的豪门子弟， 以勾结官府的地痞流氓， 以出卖灵魂的文人学子， ……所谓民营化，就是官僚资本化，特权私有化。不良债券是当代富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财之本。 转化是盗窃的别名，租让是贪污的遁词。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宪法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不用人民的私有财产，在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有私有财产的。 独裁的政治需要伪宪法的点缀而已，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毛的共产权威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们在独裁与独财的生死搏斗中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想与理性，全凭借那不可思议的运气在沉浮：有的富了，发了，有的破了，死了。不同的结局却出自同一个原因。
与“私产入宪”相呼应的便是“国企破产”法，中共在堂堂人民大会堂上厚耻地大讲国有企业"合理"破产法，其奥秘与巧妙便在于此。国产不破，私产何有？破产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了破产法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破产法总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总则第三条预告“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
平心而论，不管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有什么罪恶，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曾经不遗余力，不择手段，集中动用一切人力物力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工业体系，一个平均主义的政经体制。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前苏联拥有过这样完整的工业体系。看看目前的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北韩，古巴他们有什么工业体系可以和中国相比？难怪在美 国的华尔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上唯一的一块肉就是中国了”。1998年所谓改革派的朱熔基总理上任之初，曾经立下军令状，誓言“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在三年内完成国企改革，基本做到扭亏为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他不仅没有达到完成国企改革，基本做到扭亏为赢，反而采用文人张五常的阴险毒辣之计，在三年内完成国企破产的伤天害理之举。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第三代领导又提出“打造一批中产阶级”。朱镕基和经济顾问张五常，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中采用了一种捷径，就是快速实现国有企业破产而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腐败现象，主要是有权阶层摇身一变成为富人阶层。这也是上届政府对此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用张五常的话讲，这种方式可以仅仅牺牲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私有化的进程。
话得说回去，才能说明白。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基础，于是国有企业的一切利润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企业向国家申请拨款-取回上交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发放工资奖金，基本建设，增添设备，发展生产。对于效率好利润高的国企，国家财政拨款相对地宽松。从普通员工到企业领导无一不是认为企业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拨款决不是债务，而是企业上交给国家的盈利中的一部分。改革开放给国企带来了无法预料的重重困难，朱熔基看到国企不振，下了一个文件，一日之间，国家对企业的拨款变成了企业对国家的债务。已把数十年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库的国企在外资入侵陷入困境后的今天，一日之间变得负债累累，目瞪口呆。破产法振振有辞，欺世盗名，所谓“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真相便在于此。破产法总则第二条特别强调“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宣告了国营企业的全面破产，在没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国企破产为实现朱熔基“扭亏增盈”的目标铺出一条惨不忍睹的血路，无权无势的工人被迫下岗，造成数千万城市失业人口。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生活保障，迅速陷于贫困境地，却造成全社会的不安全感，直接打击人们的信心。中共向原国企领导许诺：企业归你，自主经营，但必须保璋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换言之，由拨款转化成为的债务必须偿还。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企业老板的中共基层干部，开始了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原始积累。朱熔基为了面子曾经表演过一场精彩的经济增长率为8%闹剧。由于夸下海口要将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经济偏偏有目共睹地不景气，朱熔基就将“保八”当成了全国的政治任务，年终时终于千方百计弄出个7.8%的增长率自欺欺人。而朱熔基对记者说，全国报上来的增长率数字都高于8%，似乎全国省级官员都说假话，只有他自己就没说假话。但是，从这些报上来的高增长率，又怎么能算出个7.8%？而这些说假话的官员受到惩罚了吗？没有！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下级官员纷纷说假话，只能证明上级官员喜欢听假话，至少说假话无害。空话、口号是朱熔基的‘常态。回想一下，朱熔基当总理时信誓旦旦宣布的“三年使国有企业扭亏增盈”的目标是不是空话？为了这张空头支票，朱熔基搞所谓的“债转股”，将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即由国家拨款转化成为的债务)，变成不值钱的股票，使大国营企业根本不用承担还债的责任，反而在股份制的改革中渐变为官僚资本。这一“改革”不过让那些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更迅速地烂掉。一堆烂帐转嫁到银行，最终还不是转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头上。而在同时，朱熔基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其实是连环债务)，强迫自己抓在手里的银行动用数千亿元资金。这虽说能暂时解决掉一些连环债，但国营企业没有债务责任而导致没有信用的关键问题，却更加没有指望解决；而银行投入的资金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对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不久就产生更多的“三角债”。不得已，朱熔基再出馊招，让这些烂透了的国营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圈钱，用虚假信息给老百姓形势大好的假象，让人们购买这些国营企业的股票。当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场后，再来一招“国有股减持”，试图圈进更多的钱，结果股市崩溃，那些相信政府鬼话的人血本无归。而那些背后操纵的银行、官营企业、官僚及太子党则大捞了一笔。一些正直的中共老党员曾愤愤不平地说，朱熔基是民族的罪人。确切地说朱熔基是中共政权制造的历史罪人。
“世上唯一的一块肉”-中国国企被中共贱卖给摩根斯丹尼等国际金融巨头，一个官僚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吞噬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新的"四大家族"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壮大发展，从鸦片战争开始入侵中华的国际财阀在中共的卖国求荣的大旗下再次登陆，他们为了自己万世不变的利益与疯狂偏激的宗教信仰，与中共握手，维持这个腐败残暴的独裁政权。一言以蔽之，朱熔基利令智昏，为了他个人的虚名，以不惜牺牲十四亿中国国民利益的代价为以江泽民为首的腐败集团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他的“我爱美国”的余音未落，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便迎来了美国的导弹。朱熔基的卖国，江泽民的腐败，是人神共愤的。如果说，邓小平仅仅开了一个红朝腐败的坏头，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贪官的人数之多，贪官的职务之高，贪污的金额之大，贪污的情节之恶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人民反之腐的呼声，从来没有这么激烈！腐败已从少数扩大到全部，从局部演化成全局，从“肌肤”渗透入“膏肓”！对此，江泽民应负全部历史责任！是他，提出了“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的口号，实质问题是他知道这个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号，就为全局性腐败，打开了政治上的方便之门。他所重用的亲信，吴邦国、黄菊、陈至立、贾庆林、李长春、陈良宇、黄丽满，无一不是贪官中的佼佼者。江泽民本人，和他的儿子们，所聚敛的土地、房产和金钱，已达中国之最。他是中国第一大贪官，当之无愧！因此，“江泽民腐败”，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朱熔基则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腐败悲剧的开路先锋。朱镕基上台之初准备好“棺材”，摆出了不惜与腐败分子同归于尽的架势。国企民营化变成了国企官营化，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960万平方公里沉睡了45年，如今可以炒卖了，脚底下的 黄土可以变成黄金了！！！于是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红了眼，黑了心，发了疯，壮了胆，拆房抢地，比当年大寨的豪情高出千万倍。 政府要保7.8的高速增长，黄土是最可靠的保证，于是银行发放不良债券，贪官签署不法许可，从高干子弟到地痞流氓，只要有胆量一夜间变成了大富翁，当然也有被黄土淹没的倒脢蛋，发了第一笔财的几乎都是高干子弟，接下来的往往并不如意，于是买通官府欺压平民成了改革开放的家常便饭，革命群众运动变成了发财致富的圈地潮流，这便是中国的特色，可怕的特色！ 世人不必大惊小怪，致富的共产党人，伟大的官僚资本家，伟大的官僚大地主，他们层出不穷，前仆后继，出生入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富翁，没有大富翁就没有新中国！
但整体而言，汹涌澎湃的腐败势头，迅速淹没了中共表面上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现象：政府反腐败，非但不见腐败有所收敛，腐败反而变得更加猖獗，久而久之，腐败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情，不腐败或者真的反腐败反而成了另类。有论者将此称作“制度性腐败”，或者叫“全社会腐败”。腐败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不治之症，是四处扩散的晚期癌症。胡温当局“新官上任三把火”，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这在一定程度可以激发监督部门应有的效能，也算是所谓“提高执政能力”的一种表现。然而，这是一种治表的手法，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共腐败，充其量也只是杯水车薪。基本职能丧失殆尽的中共反腐败机构，事实上就是在为腐败合法化铺平道路。因为中共反腐败之所以屡战屡败，直至溃不成军，几乎被腐败所吞没，主要根源是他对权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全面垄断。也就是说，在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环境里，一党专政的中共完全是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给自己治病，用他们的术语来讲，“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他把腐败视为自己不能外扬的“家丑”，换句话说，只有中共自己可以反腐败，旁人如要置啄，那就是“反党”，就是犯罪，凡是想运用媒体进行揭露监督的，他就治你“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总而言之，在现今中国大陆，一方面缺乏独立共产党之外的权力制衡机制，一方面又对舆论和民间的反腐败努力竭尽打压之能事，这就应验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句西谚，所以共产党所谓的反腐败，如不是欺骗舆论的宣传秀，往往就是权力斗争的代名词。由此造就了一个残酷无比的结果，那就是以反腐败的名义为公然的腐败鸣锣开道，它在客观上的作用，就是使腐败合法化。腐败与反腐败成了共产党一体两面的存在形式。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中共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今日已有御医和王妃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二）中共的流氓人权
当今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刺痛以“社会主义拯救者”自居的中共政府？那就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强调。 对人权问题，中国领导人几乎不可能主动作出任何重大改善，他们禁止老百姓讨论这个话题，只有国际社会的批评，可能会迫使他们采取一些象征性的行动以谋求从西方世界来的经济利益，但是，让中国的人权纪录得以切实的改善的愿望却还是遥遥无期，难以实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因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经常针对着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百十五年前，法国公民的觉悟，开创了尊重人权的先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是皇权至上的封建帝国，二百年后，中国皇权的象征-天安门前发生了用现代化武器屠杀平民的悲剧。于是，从"八九．六四民运"以来，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注，谴责乃至控诉。面对世界先进潮流，一心要搞现代化的中共政权，也煞有介事地大谈人权，声称目前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2004年5月现任总理 温家宝指还在重复中共官方的老调：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民的国家，要首先解决十三亿人民的吃饭生活问题，集中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好，让人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能够上学，让城镇居民享有就业和医疗的条件，这就是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大人权问题。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有七亿五千万就业人口的问题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二亿五千万人民脱离贫困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的报告扬言：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权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妥善应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政治保持了稳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权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国政府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基本人权放在首位，以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的态度，提出了“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形成了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确保宪法实施、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政治文明的治国理念，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措施，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减轻民负、实行民主上做了大量工作，使人权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这段洋洋自得的官方文字，毫无疑问，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它毫无二致地用偷换概念，张冠李戴的手法，把人权问题扩大化，从而回避了"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问题。这些权利就是：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元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由此可见，人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的贫富，政府的体制，国民的健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完全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它与 贫富，贵贱人种，性别毫无关系。中共用"人民"-一 个含糊不清的群体概念，把"个人"或"人人"这个最为重要的人权的内涵偷换了。按照中共的逻辑我让你活着，那怕如狗一样地活着，这便是给了你人权。中共的人权观，是滥用人权，蔑视人权的流氓意识，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要想保持自由，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他强调“民有政权”的重要性，申明“没有什么人应该是主人，而另一些人应该做奴隶”，并宣布“ 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度。”
中共掌门人胡锦涛目前正在试图部分恢复毛泽东式的专制统治，这段话让中共感到这篇就职演讲有如对中共下挑战书。因为近几年中共不仅公开成为少数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利益代表，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也日益加强，胡锦涛就曾表示羡慕北韩金正日控制文化思想的做法。在专制极权理念变成臭不可闻的的政治及思想文化垃圾时，中国政府与众多御用学者们却在努力论证专制统治的合理性。这些所谓“学者”的做法是这样：先用“现代威权政治”替代已经臭不可闻的“专制政治”，再从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入手，痛斥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与台湾民主的幼稚可笑且引起社会混乱，努力为中国的威权政治化妆美容，并将这种专制说成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产物，此语已经被胡锦涛欣然接受并在其讲话中加以引用。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劲，在信息受控制的中国，目前真还有许多青年人接受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所限制，中国只能实行威权政治”这种说法。
这个就职演说让中国政府有危机感的还有这么一段话， “终结专制统治的巨大使命是几代人努力的目标”，美国将帮助一切追求自由的人们。布什宣称，“我们坚定地给每一个统治者每一个国家提出这样的选择：请在压迫与自由之间做道义的选择。美国不会装模作样地默认被关押的异议者自我选择了枷锁，……同样不会默认任何人类的一员仰人鼻息地生活。”
这段话其实并未明确指出中国人中的大部分（9亿农民与部分城市人）正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1月18日莱斯女士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的讲话提到美国负有“在全球推广自由与民主的任务”时，虽然列举了6个“暴政前哨国”，古巴、缅甸、朝鲜、伊朗、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均榜上有名，但与这些国家的专制程度在伯仲之间的中国却并未列名其上。那为什么中国要自己对号入座，以批驳布什演说与莱斯讲话为己任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除了经济发展状态优于这些“暴政前哨国”之外，人权状态正好与上述国家相类似。只是因为中国与美国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出于现实考虑才使得有资格列名其上的中国榜上无名。
但中国当局对此心知肚明，基于此，中国政府对布什演说及莱斯讲话做出了过度反应。先是御用文人撰文对布什演说做了种种丑化，继而又批评莱斯提出“暴政前哨国”的概念是用标语与口号把理论简单化，这种口号破坏性大，建设性不足，且有暴力倾向。而莱斯给这6个国家贴上新标签，其实就是想利用新口号、新标语召唤美国民众的支持，也在为美国即将对这六国采取的行动埋下伏笔。待布什1月26日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时再次提到中国人权问题时，中国政府终于爆发，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中国不必别人提醒。同时，孔泉又称，从速度和实施来说，有关中国民主法治方面的进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从一年屠杀一百万人降低到2004年一年杀4千人，不能不说 "从速度和实施来说，中国民主法治方面的进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
其实，作为美国总统的布什，借就职演说布自由民主之道只是展示一种政治姿态，这种姿态要成为政策还有不短的路程要走，因为美国总统的一举一动受着太多的牵制。但中共政府的过激反应，恰好说明了中共政府的作贼心虚，外强中干。
（三）中共的流氓精英
当今中共领导，从领导核心到地方成员基本上都知识化了，而且不乏精英。吴温本人也当之无愧。中国精英和有人称为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血肉相连。在毛时代，党政官僚集团、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精英-大众结构中，党政官僚是社会精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大众阶层，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最底层。从胡风反党集团开始，经整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本文开头指名道姓的那批当年充当民主精英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几乎被消灭了。八十年代，中共改革首先解放了一批知识分子，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稳步上升使他们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精英分化为三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暴政的延续严重依赖于他们的合作和成功。精英们对民主权利，法制建设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事实证明，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专制。中共通过不断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精英们的“面子”（政治地位的象征）也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盟友。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势力的群体。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与权威主义政治达成了妥协。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八九”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挣钱。同时，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 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众已经忍无可忍了。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加上党政官员与企业主和管理者狼狈为奸，中共政府几乎剥夺了大众合法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近年来，集体上访、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破坏公共设施、罢工、游行、阻断铁路、爆炸、仇杀之类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面对强大的权威政权以及与其结成联盟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反抗。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给统治者制造麻烦，却很难造成致命的威胁。海外民运已经奄奄一息，如今令中共头痛的唯一心病，便是法轮功了。大纪元九评，便是明证。又是明镜。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欠下了人民两笔债。一笔是政治债即政治迫害，一笔是经济债。经济债又有两笔帐，一笔是毛泽东时代灭私充公的血腥共产，一笔是改革开放以来化公为私的权贵私有化。五十年代开始的灭私充公的血腥共产，彻底摧毁了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没收了外资银行企业，抢劫了国民的私有财产;八十年代开始的权贵私有化，以邓小平子女开头，经历赵，叶，王，李，到江，温，曾，贾从北京到地方，由于一党专政下的官僚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私有化，中共权贵把自己过去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而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却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来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从原则上讲，政治债比经济债更恶劣，只有偿还了政治债才可能偿还经济债。但是从操作上讲，偿还经济债比偿还政治债更困难。如果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是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罕见浩劫的话，那么中共暴政是造成人类历史上同族相残，屠杀民众的史无前例。中共的罪孽馨竹难书，令人发指。
这就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为何会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通常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罪恶发生，这些罪恶为何还能长期持续？参与这种犯罪的人很多，单独地看，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恶棍，既不昏庸也不残忍；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维护，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发生，才能持续。以我之见，人异于禽兽的东西，不在于马克思的谬论：思想，劳动。而是在于：禽兽为善为恶，完全出自本性，而且本性难移。人之为善为恶，并非出自本性，而且本性易移。有些自认为有思想，有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精英”却会常常喜欢这样的命运：为人畜养，然后因优而入仕，变人为狗。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只是为了欺人，更是为了自欺。 十五年来，一直有人对我们说，‘六四’终归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适的时机。照他们看来，亡灵的死不瞑目，母亲的泪眼哭干，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监禁被流放、妻离子散、贫病交加，这些苦难都无足轻重，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拖得更长更久，否则对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来，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所谓‘合适的时机’并没有向我们走近，反而离开我们更远。‘六四’的旧债未还，又欠下了法轮功的新债，还有民间组党人士和网络作家的逮捕入狱，拆迁户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受尽欺凌。‘六四’之后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恶性增长。这决不仅仅是极少数专制暴君及其鹰犬的责任，那些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容忍暴行者难辞其咎。他们未必属于坏人恶人，但是在那套邪恶理论武装下，他们表现得比普通的坏人恶人还要冷血还要残忍。普通的坏人恶人偶尔还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唯有那些用邪恶理论武装起来的人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那套邪恶理论扭曲和变形。
善恶就在这里分道扬镳：有良心的睡不着觉，胡锦涛温家宝睡得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勇气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简单扼要的数据：旧苏共暴政在七十三年中所杀人数达到四千多万，它是三百八十二年的罗曼诺夫皇朝所杀人数的一千万倍，中共暴政五十年所杀人数是苏共暴政在七十三年中所杀人数的两倍以上。请问吴温：你们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你们能安睡吗？当你们背颂这些陈词烂调：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社会工作中，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自欺欺人之时，你们就不感到自己的无耻与无能吗？
2004年，农历甲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