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离开上海赴美上大学。
上海沦陷期间她与父母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龙华集中营。70年代，对上海充满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84年Betty Barr嫁给上海一位英语教师王正文先生正式成为一位上海人。她与先生合作在国外出版了“Shanghai Boy，Shanghai Girl”专述他们有关老上海的记忆。经他们授权于程乃珊女士，将此书编译改写成中文。本刊刊发其中一段，这是上海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的历史材料的首次公布。也是本刊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奉献的第一份纪念。
进入龙华集中营
1943年4月10日，日本人进驻租界后的一年多时光，Betty的10岁生日刚过了两天之后，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进集中营。两张长长的封条交叉贴在大门口。这是日本当局的命令－－所有在上海的外侨必须在指定日期内入集中营。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之后不久，Betty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地在谈论，英美侨民已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Haiphong Road(海防路，那里曾为公共租界美军兵营)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当时Betty父母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并且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基于日本人规定，每个入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但他们并未限制行李的尺码大小。父母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再用布将这件大行李缝起来。而且，再塞入四把折椅、蚊帐、园艺工具……反正，连带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甚至Betty母亲的皮草大衣等等都打入那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已预料到，将在集中营里熬过一个长期的暗无天日的艰苦日子！
少年不知忧愁味，10岁的Betty还紧紧抱住自己的洋娃娃，开始她的集中营生涯。
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800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Betty的号码为22/228。她清楚记得那一天，清晨7点半三部三轮车将Betty一家四口送往原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现西郊公园)－－入营者的报到点。就这样，Betty父母在上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三部三轮车就载走了！
他们的营号为22，包括了60个入营的西方侨民，所以办理登记手续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筋疲力尽，纷纷瘫倒在俱乐部宽大舒服的大沙发上。就在这里，这些曾为天之骄子的西方侨民，度过了多少快乐悠哉的周末时光。然现今时过境迁，身在他们昔日熟悉的乡村俱乐部，往日的主人却成为阶下囚，不少侨民潸然泪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包括Betty，照旧在四周嬉闹，总算令沉闷的气氛有点生气。
“一些被日本人从北方带到这里的羁扣在俱乐部的教会女员工，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英国红茶，但少有人有心思去碰它们。后来大巴士来带我们走，在这整个过程中，尚看不到一个日本人。“我们被告知按照我们的编号上巴士，一切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喧哗，有的只是死一样的沉默。”Betty如此回忆。
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光景，车起动了。有两辆分别载有日本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官员的车带头，然后是十辆载着西方侨民的红色巴士，后面跟着塞满行李的卡车，还有一辆修理车随行。每辆车有一半空间让随身携带的行李占了，以致一些男人们全程都只好站在那里。几乎每辆巴士都安排有个日本卫兵，不过Betty乘的那辆没有。
犹如那部著名的电影《一个快乐的游戏》一样，慈爱的犹太爸爸在集中营里，还要尽力呵护爱儿，骗他说，只是参加一个快乐的游戏。Betty回忆起那天，所有的孩子们也只是以为出去野营度假。一路上经过美国礼拜堂徐家汇天主教堂……自从原法租界当局离开法租界后，这里的街道，开始变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沿路走过的郊区田野，也显得满目荒芜。最后，到达目的地－－龙华集中营。
顾名思义，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龙华集中营的官名为C.A.C，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学校址。
当车子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下时，大约有千来名外侨已被关押在里面。他们在建筑物屋顶向这批新来者挥手－－又来了一批风雨共舟的难兄难弟！Betty与家人努力在这批难友中搜寻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一张相熟的脸孔。他们顿觉十分孤单，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作为营内第十组的成员，Betty目睹双亲填写了一张类似行为守则的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要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不违抗营内任何指令，服从营内当局人员管约等等。
待大家都领到营卡入营号码时，被再次集合在一起，由集中营的日方司令HaYaShi先生给众人训话。HaYaShi说他本人也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也十分体谅大家的难处和困难……假惺惺地显出通情达理的样子。
训话完毕，就各自开始安顿“新家”。Betty一家四口，被分配到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朝西北的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间，比Betty在愚园路家她自己独立的房间还小。不过，他们还是值得庆幸的，他们总算还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许多家庭必须合住一间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50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最大的困难是，那小小的16平方房间如何都容不下他们的行李。光那四张床铺就已将房间塞满了，其他东西只好堆塞在门外过道上。因为大家都如此将东西尽可能堆垛在过道两侧，以致过道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整个二楼住着24户人家，共用一个盥洗间。
整个龙华集中营内共有10幢房子，其中E楼和F楼最靠近大门，这大概是上海中学被日军占领前的教学大楼。那里的房间都很大，想来原先应是教室，现在用被单、纸板等分割开，几户合住一大间。在F楼后面是礼堂，礼堂后面就是几排长长的低矮的平房，分别为A、B、C、D座。而围绕着这些建筑的一些小别墅式房子，则被日本官兵们占用。还有一个18张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农场，农场养着两头奶牛、几头猪和一些家禽。整个集中营有两个公共食堂和两个公共厨房。
进营后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首当其冲的考验是－－伙食。他们从前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铺着浆洗得笔挺的餐布的餐桌前，等候着上海佣人将菜一道道送上来。现在，只好端着洋铁碗，排着长龙，眼光紧盯着伙食配给员吝啬而精确的“施舍”。在饥肠辘辘的难友们虎视眈眈之下，伙食配给员的分配自然比天平还要公平正确。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和一杯绿茶；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
这些外国人很快就被迫正视现实。应该说西方人非常讲究秩序和科学管理的传统，即使在集中营里，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现在他们已是一个团体，所以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团体意识。大家决定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以统筹关心难友的众多日常生活起居事宜；每一幢楼，有一个楼长；每一个由几个家庭合住的大间，都选出一个室长。
集中营里的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Betty的父亲，斯斯文文，尽心致力中国教育事业的麦伦中学老师，一个从前连一只鸡蛋都不会煮的洋老师，开始做起苦力的工作。不久，他被“提拔”为管理人员。他的管理工作是十分难堪的，就是要确保在厨房工作的难友不可以将食物偷出去。而对女人来讲，将蔬菜洋山芋藏在围裙里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这些从前活跃在私人会所豪华酒会的洋行大班夫人、大企业老总夫人们，在饥饿与绝望的重压下，往往就会做出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另外，厨房的洗切工作对这些新入行的洋人们，也是最痛恨的。特别在寒冬腊月，整个上午和下午，他们双手都浸泡在冰冷彻骨的冷水中，没有间歇，单调沉闷，就在潮湿的厨房里，洗呀，切呀……干着以前家中佣人干的活。
在龙华集中营，Betty全家得以维持生存的最基本卡路里是由国际红十字会安排的，一月一次来自他们的上海朋友送来的食物小包裹。一位丹麦朋友送来自制的蛋糕和曲奇饼干，葡萄牙朋友送来花生酱、果酱和面粉……其实当时大家食品都十分短缺，但他们还是没有忘记关在集中营的朋友们。写到这里，笔者记起，当年圣约翰大学校长、教导主任和外籍教师也全部被关押至集中营，不少上海学生和老师也会带着香烟罐头去看望他们。
有了食物，这些向来注重生活质量的外国人纷纷动脑筋改善伙食。一些人将空饼干罐改装成烙炉烘箱等小炊具代用品。Betty父亲从来不擅手工，Betty母亲就向其他难友求助。不久，自制小炊具成为沉闷单调的集中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既解决了生活问题，也成为一种消遣和社交渠道。他们纷纷动脑筋，用番茄酱罐头做成吹风筒；用饼干罐做焗炉，自制蛋糕；用水管做落地台灯……用以打发沉闷无聊又物质贫乏的生活。
虽然这种烟呛得人眼泪直流的自制小炊具一点都没有任何烹调乐趣，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Betty的母亲就用这些简陋的自制炊具，利用那少得可怜的朋友们送进来的食物，为孩子们烤了夹肉面包，橘子布丁，甚至鸡蛋糕。
食物短缺之外，缺少干净的水，也是集中营生活中一个严峻的问题。集中营远在乡下，虽有自己的水泵间，但因为缺煤，所以水泵间几乎从不运作。水泵不工作，龙头里就放不出水。一度只好用井水。所以，营内用水是十分受到限制的。
首先，洗澡就是个很大问题。
洗澡时大家分成10组，分批进入集体澡室。当众人各就各位准备好了，负责开水龙的就会叫道：“准备好了吗？开水龙了。”
一分钟后，叫声又起：“关水。擦肥皂。”半分钟后，又叫：“好了吗？水来了……”众人尽快冲走肥皂擦干，在登记本上签了名，再换下一批人进来。
后来，连淋浴也取消了。至于热水供应，那更是天方夜谭之说。隆冬腊月都无热水供应。
在Betty住的G号楼，110个女难友只有4个厕所。特别在早上和晚上，上厕所就会排成长龙。幸好，Betty印象中，这是一条友善的长龙，同是天涯沦落人呀！在排长龙时，大家互相交流消息，互相抚慰。如果厕所没有水，大家就会提起水桶到外面水塘去提水来，而且还要小心不将其泼出来。
食用水是配给的，一天每人只有5品脱。所以如果人们要在营内互相串门，必须自带饮用茶。通常意义上的下午茶，在龙华营内，干点还可以招待，至于“茶水”是必须自备的，因为太稀罕了！
水，在集中营中变得如金刚钻般珍贵。Betty的母亲甚至开始将雨水都积储起来。到后来，她已成为节约用水的高手，可以用两茶杯水来洗净一家四口的碗碟刀叉。
不过，连Betty都承认，今天看来，他们在集中营受到的种种“苦难”，与上海当时的广大劳苦大众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Betty就知道，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王正文，这位从小在南市高昌庙贫民区长大的上海先生的童年，就是一直生活在缺水缺食物，居住空间挤逼，没有私人空间的阴影下。只是因为这些西侨在上海过惯了优裕舒适的生活，才会有巨大反差，觉得真正是落难了。
作为热水供应和厨房供应的唯一能源－－煤，在集中营内显得十分珍贵。于是，关押在营内的约300来个外国孩子们，就去锅炉间拾煤渣，跟着运煤的苦力后面争捡散落下来的煤渣。要知道，不过一两年前，他们还都是有中国阿妈服侍的，在上海美国学校读书的小公主小王子们，一下子就沦为衣衫褴褛、捡煤渣煤块的上海街头常见的小瘪三，甚至不怕手指灼痛，将未燃尽的煤块也小心捡起！连那些运煤的苦力都惊呆了！
集中营里多的是外交官、跨国企业CEO、专业人士，他们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们在这里虚度光阴。战争是暂时的，和平的一天一定会来。因此，在父母们的关注下，即使在集中营内，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学习。
基于集中营内关押着太多的在上海各教会名校任教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教学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一所具备一流师资人才的高质量的可以讲是当时上海最优秀的学校，在集中营内成立，取名为龙华公学。这些西侨甚至还特别为学校设计了个校徽。那是一个盾形造型，一面是龙华塔图案，另一面是交缠在一起的龙和花卉，以显示汉字“龙华”的意思。
应该承认，西方强调的创意开放哲学与东方强调的忍耐闭目修炼哲学，前者更显主动、进取和乐观。当然，这或许与他们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也有关系。所以，当Betty与我谈起《太阳帝国》一片时，她对片中所描述的西侨在集中营内的生活，表示出很大的异议。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她是亲历目睹者，她最有发言权。
战后好久，Betty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印有龙华公学校徽硬印的写字板。
初时，这些小难童们集中在食堂里上课。每个班级分布在一个角落。听来有点像从前中国的农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个教室内。不久，另一幢用铁丝网将其与集中营主楼隔开的楼也并进营地，难友们幽默地称其为“新领地”。如是，学校可以宽敞点了。
Betty的父母本来就是教师。所以他们在担当了集中营内繁重的劳动之余，又义不容辞地在龙华公学做义务教师。
于是，在大人们的努力争取下，在集中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荒废学业，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正常的“校园生活”。Betty回忆她们女孩子们当年还成立了一个女童自卫队，她们甚至还争取到在集中营外支了帐篷露宿了一个晚上。对长年封关在集中营里的女孩子们，这一晚，是何等珍贵难忘，起码可以享受到一个晚上集中营外的没有铁丝网的自由！
龙华公学还有运动会。Betty因为个头矮，还是左撇子加近视眼，很遗憾不能参加运动会。当哥哥Dick与同伴们比赛足球时，她就起劲地做拉拉队员。
集中营内的学校，并不因为是非常时期处于非常地点而显松垮和马虎。整个龙华公学执行的是英式教学体制。所以，一样也有寒暑假。
暑假期间，孩子们也有指定的活。Betty的活是放鹅。每天，她将鹅群赶到铁丝网后一小片草地上。在那里，Betty开始了她的一些人生启蒙课。包括一次，透过稀稀疏疏的草丛，她看到两个紧紧拥抱的男女人影。她和她的同伴们羞怯好奇地远远张望着。
营内的成人们当然没有他们这样轻松，他们都被要求干很重的活。Betty犹记得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nglican神父和他的朋友们自动要求干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此外，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要知道，这些人以前可都是跨国公司的大班。
对Betty的双亲来讲，生活是单调沉闷和与世隔绝的。唯一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下实现的。在1943年11月3日，即Betty全家入营的半年后左右，他们被允许发一封只能有25个字的电报，给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外祖父母。当时，Betty根本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外祖父母。
就这样，光阴在无望中消耗着。极少数幸运的人给放出去。但包括Betty在内的1750名难友一直被关押其内。
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Betty的父母尽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邀请朋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Betty还记得，来得最多的两个：一个是英国银行家，一个是比利时银行家。Betty十分盼望他们来打桥牌，因为每逢此时，母亲总会在简陋的自制炊具上，烘烙一些布丁水果面包。
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好坏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比较明快的回忆，是有时会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F楼E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都是一些难友们在入营时带进来的。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在没有乐谱没有剧本，一切只是凭记忆的情况下，这些难友们甚至演出了一场两幕歌剧《卡门》。要知道，在这些被关押的西侨中，本来就是音乐人才济济，修养极高呢！
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那就不会被击垮。
黎明前的黑暗
上面还有些美好的文字，其实只是来自一个还不甚谙世事的女孩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了的Betty，也越来越感受及亲眼目睹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当日本兵来查房时，每人都必须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有谁在点名时不在位子上，那其他同楼的难友都会因此受株连。有时，这种查房也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有一次，住在Betty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一点，就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每当他们入室搜查，Betty的心总会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内。
1944年8月19日，有三个难友出逃了。写到这里，笔者记得母亲对我讲过，当年圣约翰大学的教导主任“小卜”，是美国校长“老卜”与他的中国太太所生的混血儿，从小又是由上海阿妈带大的，所以讲得一口曹家渡上海本地话。当年就是凭着一张混血儿脸和一口上海本地话，从日本集中营逃出来，在上海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大后方昆明。不知他的这次出逃是否就是Betty所指的出逃事件？这下日本人狂怒了，开始加紧对羁押营员的限制。首先，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除非上厕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伙食；一切工具必须没收。
那天(1944年8月19日)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在追打一个难友，只见那位难友一路狂奔一路惨叫。最后，日本人把他一把抓住五花大绑，开始用扁担狂打他。霎时，空旷的营地震撼着他凄惨的叫声。这时，D楼的难友首先向着日本兵怒骂，然后，潮水样从楼里涌出去搭救那位难友。这股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积压地下多时的岩浆一旦喷发，势不可挡。一时，声势壮大，场面失控。这样，就造成F楼几个人趁势逃脱的机会。最后，日本当局还是镇住了这次事件，并且从市区调来大批持来福枪和机关枪的宪兵，日夜包围待命。
这次难友们的反抗事件给集中营内的孩子们印象太深刻了。一个星期后，人们才被允许在白天离开房间，但晚上熄灯时间仍然十分早。从A楼到F楼四周加固了电铁丝网以防再次有人逃跑。
1944年11月，集中营里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听到了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他们是如此近，有些难友们甚至已看得见机舱内的美国飞行员们在向他们挥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们纷纷从窗口探首出来倾听着隆隆的轰炸声，观望着浓烟从天边升起。孩子们争相捡弹片，互相比较着谁捡到的更大，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难友们心中升起。
空袭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默默向这些空中英雄欢呼祝福。
日美空战十分剧烈。有时，难友们眼看着美国飞机冒着黑烟被击落在田野里。当时日伪办的英文报纸Shanghai Time(这是营内唯一能读到的英文报纸)，曾悬赏一百万伪币活捉一个美国飞行员。营内悄悄传播着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有些人消息就是特别灵通，战后才知，原来他们有一架收音机，秘密藏在田里一个砖窑里。而这个砖窑离日本司令部一码都不到。
不过，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1945年开始，人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开始染上可怕的疟疾。虽然在集中营，不仅有全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也可以讲有全上海最优秀的医生，但他们面对疾病无能为力－－因为药品短缺！
这期间Betty的哥哥Dick就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Betty犹记得，有个难友在集中营农场挤了点牛奶让Betty送去给她哥哥。半路上捧着这小半碗白白稠稠的香味浓浓的液体，Betty忍不住偷偷啜了一小口。为此，好长一段时间，她对Dick都有深深的犯罪感！
1944年到1945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冷，那是上海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Betty家住的那朝西北的房间寒气逼人，温度计一直在冰点以下。他们只好将所有衣服全部穿在身上，为了保暖，他们将那少得可怜的热水灌在热水瓶里，再把热水瓶捂在被窝里，以便次日早上还可以喝到一杯热茶。这样的严寒在上海持续了三个月！为了这样的严寒，龙华公学延
长了寒假。
随着战事的推进，到了1945年早春，集中营里的伙食已降到最低。根据Betty母亲当年的日记记录，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而那每月一次的营外上海朋友的援助食物包裹早已被禁止了。
另外，衣着也成了大问题。孩子们都在长身子。于是，难友们只好把孩子们的衣服统一起来，互相轮着穿。这里也有一则黑色幽默：瑞士大使馆曾送一大包规格齐全同一款式的校服进来，结果这款衣服似成为制服，连带孩子们的老师，也穿上与学生一样的制服。
在整个关押集中营期间，Betty一家从美国红十字会收到过两次装满食品的包裹。这对他们全家真是大喜的日子。包裹里面有白脱、巧克力、牛肉干、速溶咖啡、果酱和奶酪。Betty记得她母亲在日记上如此写道：“这是我进集中营多日来第一次带着满足的心情上床－－再也不是忧心忡忡和绝望。”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孤立和被遗忘的……
因为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里有口香糖，龙华公学为此不得不订出一条新校规：不准咀嚼口香糖。但咀嚼的感觉是多么好啊！特别对这些几年没吃饱肚子的难友，他们几乎要忘记咀嚼的动作了，虽然口香糖已经咀嚼得淡而无味，但他们仍舍不得把它扔掉，而是小心地把它放在杯子里，留着明天可以再嚼。
包裹内食品的包装纸被小心地揭下以作他们上课用笔记本的封面。
1945年2月，国际红十字会又从伦敦往集中营内送包裹。那时英国人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英国人自己食物都十分短缺，但他们仍千方百计为在上海被日本人扣押的同胞送来慰问。
胜利和离开
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Betty甚至都能以肉眼看到飞机尾部留在蓝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烟。
“看呀，大家过来看呀。那是什么？”
“那不就像个V字母吗？”
“对，是V。但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Victory，胜利呀。”确实，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们传递联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
难友们兴奋无比。不过，对何时可以重获自由，仍心中无数。不久，又辗转传来联军在菲律宾告捷的消息。但对这些被日本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西侨，生活，只是更显难熬。不仅如此，各式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会被转移至内地；也有说，在盟军登陆前他们会被全部就地枪毙。
到了8月，和平的讯息已传遍全营。人人欢欣鼓舞，振奋无比。1945年8月15日，在Betty母亲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
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7点，全体难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那么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门。走在窄窄的煤屑路上，感觉真好。为了享受好久未曾享受到的一种心情，Betty全家甚至在一个高高的可以望得到黄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来的几天，成百上千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
8月17日，日本军队悄悄地撤离了集中营。二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集中营开始进入结束阶段。为了令这段胜利后的收尾工作进行顺利和有条有理有秩序，难友们被劝告暂时仍留在营内。因为此时上海市区的情况反而不及营内安全。
当时有两件事让Betty印象最深。一是盟军入营进行解放仪式时，Betty的母亲，营内为数不多的美籍女难友之一，被推选作为难友代表来欢迎入营的美军。这着实让Betty十分自豪。另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是在1945年9月7日这天，美国飞机向营内投下大量的装有食品的包裹。为了给长期关押的难友们一点“惊喜”，这次空投完全是突然袭击。当艳丽七彩的降落伞系着包裹突然从碧空中天女散花般徐徐降下时，众人都振臂欢呼，好像是上帝在给他们送礼物来。令大家兴奋的不仅是因为包裹内的花生白脱巧克力，更是那层层布满各色降落伞的天幕所呈现斑斓多彩的壮观。这些给他们带来久违的欢乐的包裹皮，Betty一家一直珍藏了好久！
所有的难友们，都渴望着立即离开集中营，越快越好。但悲惨的是，他们中大部分都已无家可归。因为他们原先在上海的家园，仍给日本人占据着。许多难友们选择回自己的老家，但这也是需要时间安排统筹的。
据Betty母亲后来在日记本里的回忆，那时的营内生活，管理反而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不少人自说自话就离开营址。有很多人不想再担任原先在营内分担的工作，以致如厨房、食堂、锅炉间、园艺、清洁等的劳力工作都显周转不及。最后，营内不得不下命令，但凡任何人在营内缺席达48小时以上，就会失去他的“营民”资格。这一来会影响到他日后在安置方面种种权利。那些要求遣返回国的西侨开始分国籍填表格等候返程。
Betty的父母已几次进市区，去查看那些好心的中国朋友仍为他们保管的剩余下的财物。Betty的哥哥Dick则成天泡在营地附近的龙华机场，兴致勃勃地观看泊在那里的美国飞机。Betty也被她的一个丹麦朋友接去市区玩了几天。只是她和父亲又复发了一次早期染上的疟疾，入营以来她和父亲已发作了好多次了。
到了9月尾，突然的，一切像是上足了发条似的快速运作起来。Betty一家在很紧迫的时间内被告知有一艘美国船和一艘英国船可以运载少量的侨民回美国和英国。Betty父亲虽然思乡心切，但还是决定先在上海留半年以帮助麦伦中学的复校事宜。而Betty的哥哥Dick已到了入寄宿学校的年龄，所以他登上了赴英国的船，就读他父亲曾读过的那所寄宿学校。而Betty，则由母亲带着回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9月26日，Betty和母亲登上这艘USSRefuge号船。那是一艘专用以接送美军伤病员的运输船，顺便也载了一些营内的美国侨民回美。经过六天的航程，给挤得满满的船只抵达Okinawa。然后他们转上另一艘运输船，与几百名伤病员再一起挤得满满实实地往美利坚驶去。因为人太多，每次进餐都要排长队。但无所谓，毕竟是在归航途中，众人心情都特别好，处处听到笑声。
甲板上的男孩子们开始给年仅12岁的Betty写信。不过，只是询问她有否一个十七八岁的姐姐？战争结束了，船未及抵岸，小伙子们已迫不及待地要约会女孩子了。
这艘伤兵船沿途在关岛和珍珠港都靠岸。只见一车车救护车运上大批大批的呻吟不已的伤兵。战争虽然结束了，即使在欢欣的回家路上，它投下的阴影，仍然处处可见。
10月，太平洋名副其实地太平，和风细浪，蓝天白云。运输轮向旧金山加足马力行驶，顺风顺水。10月22日，船已抵达旧金山港口。人们像蚁群一样涌上甲板，万千双眼睛，盯着罩在薄雾中的金门大桥。大桥的桥缆线条，被朝霞洒上一层玫瑰色。当USS Sanctuary在金门桥下通过时，不知是谁开始鼓掌，接着是一片欢呼声：我们回家了！
船缓缓驶入金门港。右岸码头区悬挂着白布红字的大标语：“欢迎回家。”在欢迎的人群中，Betty的祖父和亲友们特地从达拉斯赶来欢迎他们。然后，再经过几日火车车程，Betty终于回到她的外婆家Dallas。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外婆家。
一抵达外婆家门口，在餐厅里，Betty的母亲就轻声在她耳边说：“你看见酒吧台上有什么吗？”“看见了！”Betty同样轻声回答。她们看见什么了？原来，那里搁着一种她们已有好多好多年没见到的水果－－香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