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念中学时，曾读过《武训传》的文章，武训乞讨办学之举令我深受感动，对武训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我十分敬佩。因此那时我对武训十分崇拜。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学。因为他没文化，不识字，常常被人歧视、欺骗和欺压，吃了不少苦，遭了许多罪。武训成年之后，有感于自身没文化的遭遇，认为穷苦人要想摆脱贫困，过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才能自救，因而他萌发了办学意图，要让穷人家孩子能够入学读书。然而要办学就必须筹集资金，对于一个穷苦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艰巨之事。于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舍，筹集资金，兴办义学。在向人求乞施舍的过程中，同样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弃，但他并不因此而灰心泄气，始终不渝的坚持着。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风格，挚诚纯朴的情意，令他人为之感动，许多富人和其他劳苦人民，纷纷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经过他毕生的努力，终于办起了三所义学，使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免费入学读书。
对武训乞讨办学之举，历届政权无不予以嘉勉和褒奖，清政府赐以“义学政”的称号和“乐善好施”的匾额，还赐以最高荣誉的奖赏－－黄马褂。民国政府对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1943年至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文人学者如蒋介石、陈思源、戴季陶、蔡元培、李公朴、陶行知、冯玉祥、张学良、郭沫若、郁达夫、藏克家等人，对武训和他兴办义学之举都是十分称赞和推崇的。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广大民众奉其为武圣人，并为其兴祠立像，崇拜至极。特别是陶行知先生，还以武训为榜样，创办育才学校。社会上普遍认为，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兴学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他是改良主义中的平民改革派，继承和发扬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对社会下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总之，武训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是被尊敬和推崇的。
电影著名编导孙渝先生，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创编电影《武训传》，从1943年开始创编，后因受时局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中间有所停顿。1947年，孙渝先生从美国回国之后，为完成这一委托，继续收集材料，多方征集意见，并三易其稿，终于在1949 年完成创稿并由赵丹、黄宗英等电影名流主演，由私营的昆仑制片厂拍摄，于1950年12月，在中南海小礼堂试映，当时朱德、周恩来等一百多名政要到场观看，影片得到一致好评，特别是朱德赞誉犹佳，亲自和孙渝握手，表扬他作了一件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好事。之后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地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好评，卖票率极高，被《大众电影》杂志评选为十佳影片之一。
其实，在电影《武训传》中，虽然保持了武训精神的主流方面，但编导在三易其稿中，因受政治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历史事实的情节中，还是作了许多改动，以满足政治的要求。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电影，在全国放映数月之后，却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大批判的政治运动。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毛在社论中认为：《武训传》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社论虽然文章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火药气味极浓，掀起了中共执政以来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在社论的指引下一些极左文人，如所谓的“革命理论家”周扬、何其芳等纷纷披挂上马，大写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报章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达百余篇，继之多达八百余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风恶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过武训精神的人，无不站出来检讨自己，连周恩来也未例外。还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笔来，反戈一击，大写批判文章。
为了证明社论的重要性、及时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还专门组织了以江青为首的16人的调查组，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谎言、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硬把一个贫苦农民说成大地主，把兴学集资说成是为个人致富，把一个从善积德之举，说成是剥削危害他人，把一个无私奉献的人，污蔑成为私为我。这份“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分日连载，并被印发至全国机关单位、学校、部队，组织讨论学习，把思想大批判葡蚋叱薄Ｕ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