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底波澜鱼不知
1957 年我27岁，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能听一些内部传达。其时1956年以来一个又一个宽松精神在下达。诸如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表扬反官僚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继之到1957年4月底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气，就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欣然为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十几天的鸣放中各报是满坑谷的批评意见。这一情况使我不禁又感动又吃惊，从早年在学生运动中培养的那种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涌动于胸，遂在5月20日在天津日报社四楼礼堂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这一次发言其代价是22年的大好青春！
原来，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锐鸣放刺激下，高层领导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暗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得到这一部署精神的骨干胸有成府，满面春风地在“恳切”动员发言，而一般人则在那里直言无隐、傻拉瓜唧地倾吐衷肠。那时，《天津青年报》在和平路《大公报》旧址，一向没到报社来过的团市委领导一再亲临现场反复交代言者无罪，启发鸣放，叫你感到如不说上几句实在有负上级一番好意，大家遂毫无戒心热烈发言。
当时我发言的主旨是：开门整风是古今中外政党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但从整风发言来看，现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三害” 严重，应大力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比之人大、政协，天天要出的报纸，应当把反映人民呼声和监督执政者视为天职。没料想，强调舆论监督的这些话，不容分说地便被认定是“右派反党新闻纲领”。在解放前我不顾生命危险便追随党。把自己命运和组织联在一起，怎么现在却要反党呢？然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从地下党时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领导人现在都不认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猛烈围攻，一开始叫“辩论会”，我便据理抗辩了五次。美术编辑王子明会后说：你真叫舌战群儒！只这一句话，他也被划右。原来，谁同意我的观点谁便划右。善于罗织罪名的有关负责人，集当时批判用语之大成，层层拔高，最后构成一个“以肖荻为首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右派反党集团”。幸而北风转南，时过22年，《天津青年报氛?0个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并认定过去罗织的罪名全属不实之词。一个兴师动众、声势赫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不仅为十年浩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在翻云覆雨中使披肝沥胆者蒙难，在“诚为贵”的民族血脉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螳螂捕蝉与青蛙效应
这些年我坐车路经天津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时便不由得发生一种联想：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报》第一个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围攻几天后，便受命到一间小屋去反省。中间出来解手时路过会议室便见原来斗我的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丧不堪。原来风水轮流转了。那真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惶惶不可终日。从时序上讲反右派还只是一个小圈儿“内环线’。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原来报社反右斗争的主要骨干因说了些实话，被纳入批斗席狠整一番，这可说是“中环线”了。及?廖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