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说他听到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悲痛，因为他没有等到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他认为赵紫阳最大的光辉，就是六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抉择，他坚持了人道主义的底线，在人性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与文明的一边，为此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他最光辉的一点评为是错误而不能改的话，中共是在逆人类基本文明的标准而动，那么中共是没什么前途的。
陈奎德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留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理论工作者联合会”首任会长。后应邀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年6月5日应邀赴美，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自1990年1月起，陈奎德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并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常务协调人，《民主中国》杂志主笔等。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记者：当您听说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候，您有什么感受？
陈：当然是相当的悲痛，悲痛的非常感慨。我过去在1989年12月听到捷克的杜布杰克，当时他也是的布拉格之春的领袖，到晚年的时候赢得正义，他受了21年不公待遇之后，终于在1989年当选了捷克的联邦会议主席。当时我想起来：“中国的杜布杰克”赵紫阳是否能像杜布杰克一样，在他有生之年能赢得自由，能在中国真正的目睹他所呼唤的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不过，这个悬念已经落空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所以让人感觉到非常悲痛。这是我当时的基本感受。另外一个，对赵紫阳的不公和残忍，是因为某种中国特权色彩，这也令人非常感伤的。
记者：到目前为止，是赵紫阳先生去世第七天，中共依然没有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并且在对他的评价上，坚持认为他在64事件中，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您对此怎么认为？
陈：我想，中国共产党对此要付出更大的历史代价，如果坚持要这样搞的话。如果他想趁赵紫阳去世，对党心、民心、全世界的人心，而给赵紫阳公正评价的话，恐怕共产党在历史上，还不会留下这么坏的名声和下场。但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恐怕很难逃过这一劫的。我想，他们坚持赵紫阳1989年的错误而不改其结论。这恰恰是赵紫阳一生最光辉的一页。赵紫阳的贡献我专门写了文章谈到他的遗产有四点：第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八十年代的基础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