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传统允许全面的贸易自由，进出口一般商品不收关税。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市场自动调节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没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在这里自由地进进出出。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平等竞争；只要合法开业，任何银行可以在这里从事任何境内境外的金融活动。
货品、外汇、黄金以及人员的自由进出，造就了香港的繁荣。自由港的多元、开放，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也使得外人对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当然地，就被解释为：政府很小，民间很大。
带着这种过度简单的对“自由”的想像，来到香港，住下来，东看看，西看看；没几个月，大大吃了一惊。我看见的，却是另一个香港：民间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说，我看见一个地方叫“数码港”，在港岛美丽的海边。名称叫“数码”，想必是个为发展数码科技而开发的科学园区。但是与科技有关的办公大楼只有一小块，房地产建筑却是一大块，而且地产买卖的广告巨大无比，看房子的买客络绎不绝，数码大楼那儿却空荡荡的，鸟儿飞到地面来抢啄掉下的面包屑。怎么回事？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原来政府口口声声说这块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没想到却把大部分批给了一个特定商人，变成那个商人的昂贵地产。当然一切都看起来合法，我就笨笨地追问：奇怪啊，那么记者怎么不去做跟踪调查报导？政府的监察系统为什么不去查明责任？议员为什么不去调出所有的财务报表，为什么不要求检阅所有的合约内容？你有太多团体可以监督政府啊。
每个香港人都给一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实最后又都汇到一个答案：要不到内部资料，政府不给就是不给。
我觉得纳闷：哪有那么强大的政府啊，又不是共产党？
然后又发现九龙海边有块空地，“填海多出来的，”香港人说。四十公顷地，最灿烂的海景。政府已经决定要在那里建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然后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将全部罩起来。咦，我说，政府又怎么知道香港需要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政府又凭什么敢决定建一个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钱维护的巨无霸大屋檐？政府怎么知道那么多，敢做那么多啊？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马英九来演讲，港府发给他的两个幕僚签证，但是不给马英九签证，整个华人世界为之哗然。新闻事件通常只有一两天的热度，第三天就像脏的洗碗水一样咕噜旋转着消失在水槽出口，但是马英九的消息闹到第八天，还继续发酵。媒体对港府的抨击持续猛烈。
同样的事情在台湾，马英九或陈水扁会被媒体“堵”到不行。人们会不断地看见市长或总统在电视萤幕上，被成堆的麦克风粗鲁地压近脸庞，尴尬地或不情愿地，被迫对媒体做出解释，对人民做出亲口的、不容闪避的“交代”。政府部门在议会或国会的压力下，早就将通话记录或者证件影本交出，供民意代表检验政府官员是否说谎。决策过程早就在媒体和议会的“审问”下，一个一个环节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问题：究竟决策是谁在做，不发签证的理由为何，决策过程是什么，“一国两制”怎么“圆”这个事件，港台关系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伤害如何补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释。董建华，没有一次被记者“堵”到，没有一次发言，没有一个字的“交代”。整个社会，在猜测，猜测，猜测。没有人敢去质问特首，特首也不觉任何压力。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着政府，外面的人民垫起脚尖拼命想看见里面，焦急而不安；里面的官员就是不出来，安稳，傲慢，笃定。
于是我发现，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
(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