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中国传统秩序崩溃，左倾文化异军突起，其价值、观念、理想来于西方，但中国却没有与之相平衡的另一向──西方的保守传统，于是其便成为新文化的单向价值，推向极端，“统领了中国文坛”（韦君宜语）。西方文化中，左倾的功能是挑战保守，而其不直接承负现实之责任；承负现实的在保守的那一边。中国不是没有保守力量，只是作为中国传统对青年失效，不具有和左倾文化平衡的意义。左倾文化在中国的单向发展，给中国精神带来了很不好的一面，其一味批判，却无肯定；把理想推向极端，却不讲现实可能和责任；提出绝对的道义要求，却不顾社会和人性的局限。于是人和社会的现实存在被否定，价值悬浮，日常秩序颠覆。而具体到中国青年，则使他们背离现实，丧失真实感，空洞无实，投向盲目和虚幻。当“延安”提供了虚妄之地，他们便奔向那里。他们以天真浪漫的想象投身残酷的政治和革命。对于这些青年，左倾思想负有责任。比如韦君宜最开始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到参加共产党，这有左倾的影响。韦君宜讲他丈夫参加革命也是读了左倾文学。鲁迅讲娜拉出走后，要有经济的独立，否则或是堕落或回家，但还有一条道路他没有想到，那就是投奔革命。“莎菲”女士最后去了延安，不是由于经济，而是需要力量的依靠，需要集体的安全和温暖。左倾文化的发生有其合理性，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包括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但是没有另一翼保守传统的牵制和平衡，其就泛滥为空洞的口号，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毁灭人
性和社会的力量。这一传统延续到文革红卫兵。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关系。
传统的重要意义是积蓄传递经验，使人存在于安全的“知”中。人之不同于动物，即在他的存在不能依靠本能，而依靠积蓄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选择，抽象为符号，成为存在记忆，作为“知”代代积攒传递。此是传统的伟大意义。传统的另一意义是保持规则和稳定的人文价值，以保证文明的秩序。如果传统崩溃，文明即瓦解，人将丧失存在记忆，集体陷于恐慌和盲目。近代中国传统倒塌，知识分子没有了依靠，丧失内在肯定，因此他们比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精神危机。他们更焦灼茫然，也更激烈，左倾文化的滥觞即是之体现。人脆弱微小，没有谁可以依靠自己建立精神居所。人或永远恐慌焦灼，或者找到寄托。鲁迅不为不老道深刻，他由狂人，到“野草”──孤魂野火，到希望寄托于延安。这是一个批判者精神的悲剧道路。不在他是否真能接受延安，而在他需要一个指望。而胡适在《新青年》后，走向整理国故，实际他是重新选择了传统，力图为崩溃的传统重新建立秩序，给予再解释。他把自己放于传统的肯定经验中。文明中，人的存在不在你否定什么，而在你肯定什么，什么是你的依靠，什么是你依存的“是。走出“是”或“是”被颠覆，人既丧失存在的肯定和依靠，而孤零立于茫然荒野。危险的是生命的孤零焦灼，会使人投向盲目和破坏。共产党实际就是这些“野火”的集体盲目聚积，因为其提供了绝对理想。
是由于精神危机，共产主义才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青年，他们以此填补传统丧失后的精神空缺。乐黛云在“啊！延安……”中记叙程贤策：“迎着猛烈的海风，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却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他用雄浑的男低音教我唱许多‘违禁’的解放区歌曲，特别是他迎着波涛，低声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谈人生，谈理想，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梦。”韦君宜记叙：“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
来继续战斗。”（《思痛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对许多知识分子，共产党唤起的正是这种宗教情感。他们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信仰而投向共产党。韦君宜说：“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玫囊磺卸挤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