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化学教师。在“四清”运动中，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被“下放”到了农村，我那时刚上小学一年级。
虽然到了农村，可父母仍在公社的中学任教。当时的农村，连个广播站都没有，信息交流很落后。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去城里买回了一台“多美”牌收音机。后来听父亲说在我们公社有“多美”牌收音机的可能就一两家。
农村生活单调，自从我家有了收音机，住在周围的学校老师和农民邻居隔三差五的要来听听“戏匣子”。父亲是个热心肠，常把收音机音量放的很大，以便邻居不用来我家也能听到广播。年轻时的父亲曾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作过英语翻译。当听腻了“老三台”（中央、省、市电台）的节目时，他就把频率调到了美国BBC广播电台。由于父亲已习惯了大音量， 虽然母亲时不时地提醒他：小声点，人家别人听不懂哎。可是有时我在院子里跳皮筋，仍然听到那“嘟噜嘟噜”的广播声。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有一天下班，只有妈一个人回来。
我问:“我爸呢？”
妈妈说：“他被抓起来了！”
“谁抓的？”
“红卫兵。”
“为什么？”
“他们说你爸偷听敌台”。
“什么敌台？”
“就是BBC广播电台”。
“ 谁告诉他们的？”
“宋老师”（我家邻－我称他宋叔叔）。
“爸爸是好人我要找他们把爸爸要回来。”妈妈胆子很小，连忙说：“孩子千万别去，说不定他们把你也抓起来。”就这样爸爸在学校的一个小房间里一关就是三年。每天妈妈去给他送饭。
后来听同学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姐弟三人也自然而然的成了反革命的狗崽子。几乎每天上下学都有同校的同学（我在班里一直是好学生，老师和同学都同情我。）往我身上吐唾沫并加上一句“狗崽子”，甚至有的拿小石头打我。一天我问妈妈“反革命是什么意思？”
妈妈说：“就是坏人”。
“那我爸也不是坏人啊？”
“可他们硬要说他是坏人”
妈妈叹道：“哎，就不该买那收音机”。我说：“可是收音机又没错误”。对“阶级异己分子”我也问过母亲。可是一直到我参加工作时，对这个在我脑子中打下深深烙印的词的准确含义仍不得而知。
父亲对我们姐弟３人要求很严格。他要我们不撒谎，做人要诚实。有时是过分的严厉，比如吃饭不准挑食，又不准掉饭粒。 吃饭时不许随便说话（专心吃饭有益消化）。
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整成“反革命”和“级异己分子”。
夏天的一天，晚后天刚落黑，母亲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问：“妈你怎么了？”母亲强忍着泪说：“天黑以后要们来抄家。”当我知道抄家就是把家里的东西都抢走。
我又问：“谁说的”
“有人悄悄诉我的。”
这时，母亲全身开始发抖并哭泣。我是家中的长女，我强给自己撑着胆对妈妈说：“别怕家里还有我呢，他们不会来”。 这时，外面下起瓢泼大雨，母亲吓的不到半小时就要小便一次。我就把尿罐提到炕跟前，以便母亲不至于尿裤子。这时的母亲已 泣不成声，不停的抖动，双手冰凉。我说：“妈，别怕，有我在你身边。”我把灯关掉，对他说：这样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们不知道屋里的情况，不敢轻举妄动。实际关灯的另一个目的是不想让母亲看到我那并不镇定的表情。
我多想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说一声：妈我怕，可我不能，我要挺过来。我想起了上小学一年级父亲给我改名字的情况。那天刚放学，父亲表情严肃的说：“立立过来爸爸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爸爸决定给你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别紧张，你还叫立，但不是美丽的丽，而是站立的立。“为什么？美丽的丽好啊？”“站立的立更好。你将来要顶天立地。所以要改成站立的立。”我当时心里并不高兴。站立的立一点也不美，哪有女孩取这个名字。我又怎么能顶天立地呢！父亲的严厉告诉我：父命不可违。 想到这，我很感激父亲，我虽然不能顶天立地， 但我要起到家里顶梁柱的作用。我的父母不信神,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神佛。我当时想：如果真有神佛，那就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妈,别让坏人来我家抄家。
母亲不停的坐在尿盆上，但实际并没有几滴尿。身上还是在发抖，可我已镇定了许多。我反覆的对母亲说，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多钟。母亲工作了一天，也是哭累了，她睡着了。我也坐在椅子上，扶着炕沿睡了。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神佛，那晚恶人没来抄家，以后我家也没被抄过。
在父亲被关押的第２年，有一天送饭回来，妈妈心情沉重的对我说：“爸爸今天掉眼泪了，他被他们打得很重。我不敢多问下去。 我知道自从他被迫关押后，什么批斗、挂牌子、打骂的事常常发生。父亲的性格刚强，若不是万分痛苦他不会落泪的。这也是我知道的父亲唯一的一次落泪。 第二天我上学时有同学悄悄的告诉我：昨天夜里他们把你爸打得很厉害，好多人都听到你爸喊救命了。我真后悔我怎么睡得那么死。什么也听不到。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救了他，但我一定会去，因为他是我父亲。
直到今天，父亲后背上还留有许多伤疤。弟弟妹妹曾疼爱的抚摸着父亲背上的伤疤，而我却没有勇气再去看清那些痛苦岁月的痕迹。因为它们已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
后记
在父亲被关押两年后，当时举报父亲的宋老师因学校反革命名额不够，红卫兵把他也给打倒了。我参加工作好多年后，有一天回家，看望已退休的父母。父亲哀叹人生苦短。我一问才知道，当年打他最重的两个学生一个在一年前骑摩托肇事死亡。最近又听说这个是癌症死亡 。他们那时刚40 岁左右。我随口说了一句：“报应，真是上天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