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话，说什么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需要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收入成为中产者，而不能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他警告说，“杀富”无助于穷人的脱贫。厉先生的逻辑是，贫富差距拉大，主要不是因为富人太富，而是因为穷人太穷，所以要缩小贫富差距，责任主要在穷人，穷人一天不致富，贫富差距就一天不能缩小。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阵营的一员主将，厉以宁的立场和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他反对“杀富济贫”的言论甫一出笼，立即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批评，当在情理之中。毕竟在现代社会，运用税收手段“损”富人之有余以补穷人之不足，是政府的一项天职。有关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从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看，占税收收入绝大多数的流转税(商品税、营业税、关税等)不具有收入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但这种税赋主要落在大多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头上(占个税总收入的80%)；最具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财产税(房产、遗产、赠与税等)并没有征收，对富人极为有利。在中国税收迫切需要克服“杀贫济富”弊端的时候，厉以宁先生却忧心忡忡地高喊“不能杀富”，他这不是找骂吗？
回到“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正题。我的意见是，在经济学家为“低收入者逐步提高收入成为中产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富人们是应该为缩小贫富差距做点儿什么了。即便富人的财富是干净的，他们对穷人受穷没有任何责任，他们也不应该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无动于衷，不应该就三瓜两枣一分半厘的小钱与穷人斤斤计较。去年7月21日，家财上亿的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办公室被当地农民张明春炸死。案情并不复杂，明达公司修建电站公路时将张明春在河滩地的采沙场掩埋了，张多次找到葛要求赔偿损失1万元，而葛只愿意赔4000元，双方互不相让，张一气之下，选择与葛同归于尽。闻此消息，知情者无不嗟叹：亿万富翁葛君明如果姿态高一点儿，手头松一点儿，不过多支出6000元(尚谈不上“杀富”)，则农民张明春原本是不至于铤而走险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富人如果听信经济学家的主张，以为缩小贫富差距只是穷人的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由于贫富悬殊过大，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谝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