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最大的“惊喜”，是从成立“扶贫委员会”到“坚决反对官商勾结，彻底杜绝利益输送”，奇怪的是，在追随胡锦涛在大陆的执政大潮流之下，董建华有如已与“长毛”梁国雄和工运领袖李卓人等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
官商勾结要“坚决反对”，利益输送要“彻底杜绝”，语气严厉，这是胡锦涛的声音。在施政报告后的记者会，民主派议员马上和应了胡总书记的精神，自荐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董特首赌气地否决，并却忽然转调，否认香港有官商勾结，也没有利益输送，这是董建华自己的声音。
董特首很快就学会了大陆官场对“中央精神”阳奉阴违的抵制，并主动卡住反击，坚称做到任满。此话一出，胡温要中途换人，就要冒更大的动汤风险，不换，董特首一日之内已经把“坚决反对官商勾结”、“彻底杜绝利益输送”这两句话否决掉了。香港人不可以再说董先生没有政治智慧，老人家的身段还灵活得很呢。
施政报告没有了“高科技港”和“中药基地”一类的空谈，但一样有中国式的谦虚泡沫，这就是“扶贫委员会”之设。扶贫是何等远大的命题，甚么政策也没有，董建华却只成立又一个委员会，把一堆泡沫向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身上推。唐司长也不是瓜，马上表态说“扶贫”不能马上就有措施，还有待区议会和其他部门谘询商议，他本人只负责“统筹”。这样又把一大堆肥皂泡往下传送。
唐英年本人更热衷发展大屿山，要在大屿山建美式主题公园、高尔夫球场、水疗度假酒店、赌场，还要建一个可圈可点的“物流园”。“物流园”建成之后，与十号货柜码头一样，当然是航运公司得利最丰。七年来航运生意拓展最速的家族生意是哪一家？“坚决反对官商勾结，彻底杜绝利益输送”，胡锦涛已经向香港最大的“官”发出了警告。本来施政报告应该有一个“大屿山发展督导委员会”，理所当然的由精通红酒、熟谙高尔夫的唐英年来挂帅，但“大屿山发展督导委员会”却突然变为“扶贫委员会”，偏偏由“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唐少”来领导，这就是最大的“人力资源错配”。但看来错中别有真意，唐司长消极抵制，把制订政策的责任往下推，说扶贫没有“快餐”，看在胡锦涛眼，不知是何味道。
但胡锦涛或许不知道，“扶贫委员会”之失，却是向长毛李卓人等泛民主派主动输诚，不为一个“贫”字下定义；却由政府正式认可要“扶贫”。
此后样样柴米油盐的百般琐事，都可以挂在“扶贫”的帐上──地铁的票价太贵，理应大幅减价，这是扶贫。中小学的教科书太贵，应由教统局拨款津贴，也是扶贫。医院的急症室服务，贫穷的市民轮候太久，药物太贵，更应增聘医护人手，这当然是扶贫。泛民主派提出：清贫子弟无力享用电脑联网，因此政府有责任为贫户每一名子女赠送电脑，这也是扶贫。推而广之，天水围的贫苦青少年零用钱不够，买不起戏票看周星驰的《功夫》，看不到这部至Hit大片，无法学习创意，在同辈间备受排挤，心理健康受打击，因此董建华也应拨款向清贫的中学生每人赠送《功夫》戏票一张，以示推广创意和扶贫的联合诚意。
董建华自己公开打开了城门，以后纷争不断，伸手要钱的呼声逐浪高，泛民主派和民间压力团体的大军如潮水般攻陷城池，可不要怪港英，也不要怪议员，他只能怪向他出主意成立“扶贫委员会”的那位智商高超的幕后高人。
因为世上的贫穷有两种：一种是第三世界的贫穷：缺水断电、衣不蔽体、儿童在垃圾山上捡破烂，是为“贫中之贫”。一种是衣食和教育早有基本保障，但缺乏谋生技术，无法向中产有闲阶级提升，是为“富中之贫”。香港的“贫穷”属于后者。罗马演说家塞内卡对于这一类“穷人”，有很精辟的评论：“穷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想追求更多”（ The poor man is not one who has little, but one who hankers after more ） 。
一旦打出“扶贫”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一个政府必然从此头痛而多事，因为形同间接承认社会福利主义的迫切。董班子说“扶贫不等同派钱”，说得容易，做起来绝不可能。
不是说“一国两制”吗？董建华左一句“以民为本”，右一句“扶贫”，其施政的经济理念，却忽然向“一国”靠拢。他忘记了历史：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决定收回香港主权，第一句话就是“请投资者放心”，此后都多次提到倚重香港的工商界，因为香港的“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不必“以民为本”，只能“以商为本”。
但当香港的一个“商”字，二十年来地产泡沫化而变质，已如大陆邓小平御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一个“富”字变成暴富和恶富，胡锦涛自然要打“以民为本”的义旗向大陆的“工商界”开刀，香港人没有想到的是，香港竟也要一样。如果长毛和李卓人有一点政治智慧，现在就宣布不再提“结束一党专政”，主张学古巴和北韩的胡锦涛“亲切接见”长毛和李卓人，畅论哲古华拉的革命观和无产阶级联合鹄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