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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