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出，不少人对这种“劫富济贫”的财税政策大为褒奖。他们认为，富人大多是这些奢侈品的消费者，理应为奢侈品税埋单，而征收来的税款用以补助低收入者，体现了社会平等。
这种善良的愿望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简单。发达国家早于我们就面临在财税体制上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和公正问题。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珠宝、皮草、豪华轿车等高档消费品通过了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但实施效果与国会期望的完全不同，反对者并不是富人，而是生产这些奢侈品的企业与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这项税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为什么这些并不消费奢侈品的人反而反对呢？
这就涉及经济学中的税收归宿问题。所谓税收归宿，是指税收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如何分摊。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解释：“当对一种商品征税时，这种税收由生产者承担还是由消费者承担，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需求弹性是某种物品价格变动时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程度，一般商品又分为需求富有弹性与需求缺乏弹性两类。需求越富有弹性，说明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依赖性越弱，当价格由于税收而上升时，需求量大幅度减少，税收主要由生产者承担。同样，供给弹性也分为供给富有弹性与供给缺乏弹性两种情况。供给越缺乏弹性，说明生产者改变产量的可能性越小，即使价格大幅度变动，产量变动也很有限。因此，税收依然由生产者承担。
而我国即将开征奢侈税的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正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消费服务。这是因为，这类商品并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品很多。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提高价格时，富人的理性经济行为完全可以选择通过国外旅游、购买更多的房产等同样高档的消费来替代。而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短期内不可能轻而易举改变经营方向，且该行业工人也很难由于市场状况改变而更换职业。所以，税收实际上还是落到了生产者身上。
生产这些奢侈品的企业，不仅要承受“转嫁”而来的奢侈品税收，还面临因需求减少而不得不减少生产、降低价格的窘境。这就使得这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不得不解雇员工。行业所有者利润减少，工人收入减少。本来这些行业的工人大多属于财政税收政策要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受政策之害。这就难怪美国国会迫于压力在1993年取消了奢侈品税。
“劫富济贫”不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方法，关键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不从做大蛋糕的角度而只想去分蛋糕，恐怕每个人分到的会越来越小。如果不考虑需求与供给弹性来征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在开征一种新税或提高原有税种税率时，决策者一定要谨慎从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筵席税、彩电消费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实行的“限酒法”，美国上世纪初道德主义浪潮下的禁酒法，已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