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信上问：“您们都安好吗？”10岁的杨珊随后又加了一句较尖锐的问题：“我们家到底怎么了？”
她父母三月间离家远去。在杨珊还很短的生命中，父母不在身边已不是新鲜事。她父亲杨合庆（译音）为了任务四度离家，当前在北京一处工地上班。她母亲阮和平（译音）也离家三次，在不同的城市当车间女工。
多年来，杨珊的父母都会带钱回到偏远的乡下阖家团圆。钱用完了，杨珊的父母再度离乡背井。杨合庆欠了一堆医药费，也需要看别的医生。杨珊自己的学费也该交了。
杨珊谈到她父母时说：“我想他们卖命是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她又加了一句中国人惯说的话：“他们都在吃苦。”
对杨珊一家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乡村家庭而言，想要维持一个家，就得过得不像个家。像杨珊的父母这种民工，正在推动中国大陆惊人的经济成长。他们带回家的钱对于没有任务机会的中国大陆乡村地区而言非常重要。
但即使有这些钱也不够。民工的工资长期不涨，教育费和医疗费却扶摇直上，农村的社会安全网也已崩溃─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大陆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乡下穷人严重受苦的主因。
中国大陆的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成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城市里，向上提升的夫妇管他们的独生子叫“小太阳”，如同宇宙中心。孩子吃的，穿的，玩的，一应俱全。儿童肥胖是新的都市病。
在乡下地区，有个新名词叫“留守儿童”。无计其数像杨珊那样的儿童，成长期间不是只有单亲相陪，就是双亲俱不陪。
36岁的杨合庆说：“我们是个三角形，三个人分住三地。彼此想念的滋味很难挨。天下父母心，没有不关心自己孩子的。”
但杨珊的父母有债务和责任缠身，是中国大陆乡村地区无计其数置身恶性循环的穷人之一。研究显示，在中国大陆，医药费是让人陷于贫穷的最主要因素。许多城市居民仍然享有卫生福利，但农人却是须付钱才享有医疗服务。一旦生病，就等同破产。
杨合庆所以到北京任务，原因之一就是要赚足够的钱当医药费。医师四年前就警告他，他摄护腺有问题，需要治疗，但他没钱就医。如今他在工地上班，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他有几天不能任务，看病需要工资，他的工资却大为减少。
他的妻子，33岁的阮和平希望二月的农历新年可以回家看女儿，传统上民工都会回家过年。但她在保定的车间告诉她，如果她不一直上班到七月，车间就会罚她相当于72美元─大约是六周的工钱。杨珊的学费眼看就得交了，杨家需要更多钱。
杨珊住的村子位于多山的华中地区，她从来没退出过这个距离长江三峡几小时车程的村子。她明白家里承受的压力，也知道自己的前途就靠自己多受点教育。她通常都在班上考第二或第三名。在家里，她一天要念三小时书。她说她想上初中，再上高中，甚至上大学。她说：“我学历愈高，就愈有知识。”
杨家三口曾在村子团圆了一年，可惜迫于医药费和学费压力，他们再度分开。去年三月，杨合庆前往北京时，妻子前往一家塑胶车间。她后来辞职，想去北京和丈夫一起任务。
夫妻两人一起的时间还不到10天。阮和平在一家糕饼车间上班，但因为待遇很差，很快就辞职。她还说，在物价昂贵的北京租一间房，夫妻一起住，势必花光两人储蓄。
记者问阮和平未来有何打算，她说：“我只希望合庆能够好起来，我们一起任务，至少让杨珊念完高中。如果他的健康没优化，我担心我们只能供她念初中。”
她说：“生活实在艰辛，但我们别无选择。”
（联合报朱邦贤译。原文请见本周一（1月3日）随联合报出刊的纽时周报二版上China’s Prosperity Splits Rural Families）
